魂斷飛向自由的路途上

二次大戰結束後不久發生的「三叉山事件」，近年來藉網路傳播之便，知道的臺灣人越來越多（可惜文化部主管的國家文化記憶庫卻仍持續傳遞錯誤的資訊）。但相信很多人不知道，在1945年9月10日這一天，連同墜毀在嘉明湖附近的那架B-24在內，一共有三架載送獲釋盟軍戰俘的改裝B-24在臺灣一帶失事，數十名戰俘在飛向自由的途中魂斷異鄉。

造成慘劇的罪魁禍首是颱風Ursula，當天它的中心位置仍在臺灣東南方海面，所以從沖繩載運戰俘起飛的美軍飛機，均繞道臺灣北方、沿西岸飛往馬尼拉。

颱風Ursula的路徑圖 (來源: North Carolina Institute for Climate Studies)

其中一架B-24可能受颱風環流影響，在途中消失的無影無蹤，五名美軍機員與20名獲釋戰俘下落不明。美軍後來派出一架B-24沿航線搜尋，皆無所獲。

另一架B-24飛到臺灣海峽時因機械故障發出求救訊號，轉向飛往臺灣，然而飛機持續在掉高度。飛行員正好目視海面有船隻通過，於是下令全員跳傘逃生。飛行員所見的是一艘從香港前往臺灣的英國皇家海軍驅逐艦，救起了五名機員與八名俘虜，順道送往基隆港。

澳洲一家報紙的報導 (來源: Morning Bulletin, 13 September 1945)

疑似尋找戰俘營的偵照任務

圖片來源: Prisoner of War Encampments, CINCPAC-CINCPOA

上圖取自美軍在1945年6月完成的戰俘營位置分析報告，美軍研判第四分所（即圖中標示的Kagi POW Camp No. 4）可能位在嘉義大埔一帶。報告另以文字描述這座戰俘營位在嘉義東南方山區，遠離軍事目標，但據報這裡的美軍戰俘已經被送往奉天，所以可能已經關閉。日軍的確已經把第四分所的許多戰俘轉送到奉天，且通報給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不過美軍研判的位置卻錯得離譜。

在這份報告產出之前，瑞典、瑞士的駐日外交官曾在1943年到訪過位在白河的第四分所，瑞典外交官的訪視報告記載第四分所位於嘉義市南南東方14英里（約22公里）。事實上第四分所是在嘉義市正南方還不到10公里的地方，不過當時也沒有手持GPS可以查訊位置，所以這資訊有可能是日軍提供的。1944年，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再度到白河第四分所訪視，並在報告中記錄第四分所位於臺南州新營郡白河街馬稠後（如下圖）。

圖片來源: JACAR

如此詳細的資訊一定來自日軍，然而不知為何美軍1945年的戰俘營分析報告並未採用，反而比較可能是依據1943年的籠統資訊（大埔就在嘉義市東南方22公里處）。

1945年6月15日，美軍駐菲律賓的第6偵察大隊在出動了一次偵照任務，任務機以嘉義市為參考點飛越後，就進入目前嘉義、臺南、高雄交界的山區偵照，其中在大埔到甲仙之間的這一段來回了一次。由於這個區域沒有任何重要的軍事設施，所以極有可能是為了驗證是否有戰俘營設在大埔一帶。

下圖是這次任務在在大埔拍攝的照片之一，圈起的地方大約就是本文一開始地圖上紅圈的位置，可以看到當地並沒有任何可疑的設施。

圖片來源: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此院非彼院

美軍飛機從1943年開始偵照臺灣後，大幅提高對日軍在臺設施的情報掌握程度，尤其是作戰用的軍事設施。對於戰俘營的位置，美軍雖然拍到了也猜對了一兩座，但是就沒那麼有把握。畢竟戰俘營不像通信站、雷達站、砲位那樣有明確的特徵可以分辨。即使位置猜對了，仍然很難確定是否仍在運作中。

下圖取自美軍1945年6月作成的一份戰俘營位置分析報告，這張圖的重點是左上角標示的Takao City Hospital。美軍之所以對高雄醫院有興趣，可能是因為部分戰俘在1942年過境高雄港期間，因病被送進醫院救治。美軍可以探聽到這一點，其實也不簡單。

不過美國的情報有些問題：第一，高雄醫院的實際位置更偏南一些，剛好落在上圖左側邊緣中間的外面，照片上看不到。第二，生病的戰俘並非送往高雄醫院，而是送到高雄陸軍病院醫治，這是最大的問題。美軍可能一方面因為高雄醫院距離高雄港較近，一方面也不知道有高雄陸軍病院，才研判戰俘是送到高雄醫院。

高雄陸軍病院位於大港埔，就在上圖右側之外：

來源：臺灣歷史百年地圖

最近有書籍依循美軍情報的方向，也說過境的戰俘是被送往高雄醫院救治，並且還對高雄醫院在戰後改制、遷移的歷史作了一番敘述，可惜白費了工夫。

大部分的戰俘在傷病時，是直接由戰俘營裡簡陋的醫務室就近處置，日軍不輕易把戰俘送到外面進行醫療。即使真的有必要，由於日軍自己就有醫院的編制，所以會將戰俘送到鄰近的陸軍病院。例如下圖顯示臺中第二分所的戰俘被送往臺中陸軍病院，最後依然死亡。

來源：UK National Archive

對了又錯

1943年12月20日，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出動一架F-5A偵察機，到臺灣南部及澎湖列島實施偵照，其中一張照片（如下圖，注意照片左側邊緣註記了20 DEC 43）涵蓋了屏東地區，照片中間上方就是現在的屏東市。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美軍情報分析人員在照片中箭頭所指處（箭頭是我加上去的），發現一處被高牆圍繞的設施，在占地7英畝的範圍裡有大約30棟建築。由於日本通報過屏東地區有一座戰俘營，因此美軍研判就是照片中的這個位置。

以現在的角度來看，美軍的研判非常正確，照片中就是臺灣俘虜收容所屏東第三分所，因此這是美軍第一次在臺灣拍到盟軍戰俘營而且正確判釋的照片。（美軍偵察機早在1943年4月就拍到臺北地區的照片，不過大直剛好被雲層遮住，所以美軍並未發現位於當地的大直本所。）

美軍在1944年10月出動B-29極重型轟炸機空襲臺灣前，為了避免誤炸戰俘營裡的友軍俘虜，將蒐集到的臺灣地區戰俘營位置通報給執行空襲任務的第20轟炸機指揮部。三處戰俘營被認為已經沒有運作（Not now believed to be operative），其中包括屏東：

美軍B-29首次空襲臺灣任務關於戰俘營的注意事項 (Mission Report No. 10)

在1944年10月的三次B-29空襲任務中，有幾批飛機轟炸了距離屏東第三分所不遠的屏東飛行場。而我們現在也知道當時第三分所裡仍有戰俘，並非如美軍研判的沒有運作。美軍情報的誤判嚴重危及第三分所戰俘的安全，所幸B-29的空襲都未波及此地。

美軍雖然很神，但也不是每次都準。

謎一般的AGAS

去年寫了一篇《AGAS研究》後，斷斷續續找到一些跟這個單位有關的文件，卻引發更多的疑問。

過去以為AGAS是由A. R. Wichtrich上校創建的，因為他當過AGAS的指揮官，戰後也寫了一本《Mis-X Top Secret》（在Amazon上的二手書要價144美金！）。不過一位前AGAS成員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園管理處的口述歷史訪談時，指出AGAS的元老成員是B. Preston Schoyer，Wichtrich則是後來才加入。Schoyer曾參與營救日軍囚禁在上海的歐美戰俘，Wikipedia也說AGAS是由Schoyer創建，所以應該是這樣沒錯。（題外話：這位Schoyer在戰後寫了幾本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

B. Preston Schoyer的徵兵登記卡 (NARA)

美軍在中國境內成立AGAS的主要目的，是向美軍飛行人員教授脫逃與躲避（Escape & Evasion）的技能。雖然躲避是寫在這個專門術語的第二項，在應用上卻是在脫逃之前，也就是飛行人員萬一失事，要先盡力躲避日軍的緝捕。一旦躲避不成而遭日軍俘獲，才要設法運用脫逃的技能。

因為中國人和日本人同是東方臉孔，AGAS怕這些美軍飛行人員分不清楚，還製作了一些圖卡輔助美軍識別。不過在我看來，還是很難根據這些圖卡來分辨中國人和日本人。

AGAS製作的教學圖卡之一 (National Park Service)

負責教授脫逃與躲避技能的單位，後來怎麼會來臺營救拘禁在此間的歐美戰俘呢？根據為數不多的AGAS文件，是因為美軍不信任中國方面的保密能力，才以AGAS的招牌作幌子，暗地準備營救戰俘的作業。為此，AGAS還曾招募臺籍人士，加以情報訓練後，滲透回臺刺探戰俘營的情報。這些找AGAS合作的人，宣稱背後有成千上萬的反日勢力支援，藉此向美軍需索經費和武器。我個人認為這些人在吹牛的可能性較高，然而事過境遷，已經難以客觀查證。

查無此人

(JACAR)

日本在發動大東亞戰爭後，立即遵照1929年日內瓦條約第77條，成立了俘虜情報局。不過這個機構的編制人力單薄，當日軍在1942年中占據了東南亞大部分地區後，根本就無力處理被俘數十萬名歐美戰俘的相關通報作業。

原本被送來臺灣拘留的美軍中將溫萊特與其他歐美高階戰俘，於1944年後半又被日軍遣送到位在滿州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日本俘虜情報局直到1945年1月中，才將這些高階戰俘的移動狀況通報給外務省，再由外務省轉交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下圖是通報的美軍戰俘名單的一部分，你找得到溫萊特的名字嗎?

(JACAR)

美國政府大約是在1945年4、5月間，才輾轉得知溫萊特等人已於1944年從臺灣移送至奉天俘虜收容所的訊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曾在1944年底，派員至奉天訪視戰俘，但訪視報告中並未提及溫萊特等人。因此美國國務卿訓令駐瑞士公使，請瑞士駐日公使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議，要求日本告知這批高階戰俘的下落，並准許派員前往探視。

其實溫萊特等人並非關押在奉天俘虜收容所的本所，而是被送往其下的分所拘留。如果到JACAR查詢相關資訊，會在結果中的奉天俘虜收容所略歷看到以下與分所有關的資訊。由於這份資料是在昭和38年（1963年）才編纂完成，距離二戰結束已過了18年，內容難免與事實有出入，所以引用前還是要小心查證。

(JACAR)

塵歸塵，土歸土

(UK National Archive)

戰俘如有死亡，日軍通常是就近葬在收容所附近的墓地。已知臺灣俘虜收容所用來埋葬戰俘的墓地如下：

• 金瓜石墓地
• 鑛窟墓地
• 小湖仔坡墓地
• 萬斗六墓地
• 三塊厝墓地
• 溝子垻墓地
• 東門墓地
• 佐倉墓地
• 公山墓地
• 大直墓地
• 有木墓地

網路一直亂傳金瓜石是最多戰俘死亡的分所，但其實屏東第三分所的戰俘死亡人數才是各分所之冠，總共有134名戰俘埋在東門墓地。造成如此多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當地瘧疾肆虐，染疫的戰俘未能得到妥善醫療，因而多人喪命；其次是1945年2月的美軍飛機誤炸事件，有二十餘名第三分所的戰俘遭炸身亡。

以上所列僅是臺灣俘虜收容所埋葬戰俘的墓地，另有近四百名在航行途中因疾病或美軍攻擊死亡的戰俘，葬在高雄的覆鼎金公墓及旗津中洲的集體墓地。

美軍在戰爭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就迅速接走所有生還的盟軍戰俘。中國政府來臺後，鼓勵各界協尋美軍失蹤人員，上述墓地有幾座因此被駐軍發現後呈報。例如下圖文件提到的馬稠後公共墓，就是前面所說的公山墓地，文中指出墳墓共計55個，也與日軍在戰後提交美軍的數字相符。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無「籍」而終的戰俘

在我看過的戰俘銘銘票中，僅有少數中的少數像下圖那樣被標記了「假臺」兩個字。這可能是表示由臺灣軍暫時收留，至於是否可解釋為臺灣俘虜收容所暫時收留，我就沒那麼肯定。

(UK National Archive)

檔案中並無這張銘銘票背面的拷貝，只有如下的譯本。

(UK National Archive)

根據譯文內容，這名俘虜搭乘的昭南丸沉沒了。這一點讓我困惑了許久，因為我找不到任何昭南丸在1942年11月被美軍擊沉或因故沉沒的紀錄。後來是譯文提到的 Maruyama 少尉給了我靈感，才確認這艘載運俘虜的昭南丸安然無恙的抵達門司港，並未沉沒。可能是譯者的日文不夠好導致誤譯。

這名戰俘可能是在船上染患痢疾，所以在昭南丸靠岸高雄港時下船就醫，可惜仍在兩天後病故，火化後的骨灰先由第三分所保管，後來轉交第六分所保管。

二戰結束後，這位 James R. Hooper 被列為失蹤，英軍起初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資訊。後來是駐上海的美軍單位通知英軍，Hooper已經死於日軍的病院。所以很可能是來臺調查的美軍發現了他的骨灰。

日軍原本要把 Hooper 與同船其他戰俘送往日本本土，他住進高雄陸軍病院時僅是由臺灣軍暫時收留的身分。即使他最終死在臺灣，甚至骨灰交由臺灣俘虜收容所保管，仍不算是臺灣俘虜收容所的戰俘，所以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戰俘資料庫也沒有收錄他的名字。

由於 Hooper 的銘銘票的編號是假臺第23號，表示至少有23名由臺灣軍暫時收留的戰俘。他們之中有多少人在臺灣短暫停留後轉往下一個地點，又有多少人不幸的像 Hooper 一樣無「籍」而終呢？

不是單純的除法而已

最近因為要找二戰時期的金瓜石礦區地圖，經常請Google大神協助，同時也看了一些提到金瓜石戰俘營的網頁。由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具權威性的中文著作細數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來龍去脈，這些網頁對於金瓜石第一分所（並不是什麼「捕虜監視所」）的敘述，若不是源自所謂耆老的回憶，就是未經查證的多手傳播。也因此對於金瓜石第一分所的戰俘死亡人數及存活率，出現了極為浮誇的錯誤。

很多人會參考的維基百科，在《金瓜石戰俘營》（2022年10月1日存取）的網頁說「最初一批523名戰俘只有89名戰俘生還」，乍看之下，好像存活率還不到20%。具有官方性質的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典藏新北學網站，在《日治末期金瓜石戰俘的生活與死亡》（2022年10月1日存取）這一頁提到，金瓜石戰俘「死亡率非常高，一個星期約有兩人死亡」，如以金瓜石第一分所存在近兩年半的時間換算，這表示死亡人數高達兩百人以上。有網頁引述在地耆老說「5百名戰俘中約有1/3死亡」，也有網頁說「每8人中只生還了1人」。兩年前，我還在老XX工作室的臉書上看到他們說金瓜石戰俘營3000人死了2000。以上網頁提到的死亡人數或死亡（存活）率，都與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的確，金瓜石第一分所戰俘因日軍故意苛扣糧食導致營養不良、疾病肆虐，又得不到應有的醫療照護，而且還要在條件惡劣的礦坑中過度勞動，動輒遭日軍和礦場員工拳打腳踢，落盤意外也時有所聞，所以許多戰俘在此魂斷異鄉。但是我們不可以因為日軍的殘忍暴行，不經詳查就誇大戰俘的慘況（不論是有意或無意）。而應該根據檔案史料，盡力做出正確的敘述。

下圖是在臺英軍戰俘死亡名冊的一部分，最右一欄 LOCALITY OF GRAVE（埋葬地點）的 KINKASEKI 就是金瓜石，根據這份名單，共有87名金瓜石第一分所戰俘死亡。

(UK National Archive)

下圖是另一份金瓜石戰俘營死亡戰俘名單的局部，我計數的結果是87人。

(UK National Archive)

下圖是又一份死亡名冊的封面，各位直接就可以看到金瓜石墓地總共埋葬了87名戰俘。

(Mansell.com)

三份名單都直指金瓜石第一分所戰俘的死亡人數是87人。即使有所謂的黑數（我不認為有，因為戰俘自己也有行政人員負責統計），最多也不會超過百人。

有了死亡人數，理論上如果要計算死亡率或存活率，就必須知道分母，不過事情不是像數學的除法那麼單純。

1942年11月被送到金瓜石的523名戰俘，並非一直待在那裡直到該分所關閉。我在【薰風】季刊第20期（2022.04）的《曾經晦暗的風景：二戰期間的臺灣俘虜收容所》（如果你想要快速對臺灣俘虜收容所有概括性的了解，一定要買一本來看）指出，戰俘除了隨分所遷移，也會依據身體狀況或專業技能而被調動。所以金瓜石分所的戰俘是來來去去的，原始的523人中，有些人被調到其他分所，甚至被送到日本本土去；其他分所的戰俘，也有些被送到金瓜石來。

下圖是金瓜石戰俘被調到屏東（文件上寫的Heito）第三分所的部分名單，被移送其他分所的就不另列出。

(UK National Archive)

下圖是名單中第一位戰俘 Askew, H. 的銘銘票背面，補修欄記載的第二列可以看到他在昭和17年11月14日被送到第一分所（即金瓜石），第五列說他在一年後被調往屏東，跟以上名單的記載一致。後來他被送到日本長崎，但不幸死在當地。

(UK National Archive)

由於戰俘的調動頻仍，要統計出到底有多少戰俘曾經待過金瓜石，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戰俘的死亡率就不是把87人除以總人數那麼單純。但是現在各位可以知道，我在本文開始所舉的那些網頁範例錯的有多離譜吧。除此之外，金瓜石也不是臺灣俘虜收容所中戰俘死亡人數最多的分所，死於屏東第三分所的戰俘超過一百三十人，才是排名第一的分所。

不以人廢言

英國戰犯法庭在戰後審判日軍的老田好次郎與芦田積兩名戰犯時，控方請到英國陸軍 Cross 少校擔任證人。Cross 少校作證時描述了他在1942年11月14日搭乘運俘船抵達基隆後，前往金瓜石第一分所的經過（如下圖）。

這群五百多人的英軍戰俘轉乘火車在瑞芳下車，揹著各自的個人裝備，開始步行上山。這些從南洋來的戰俘僅著熱帶地區的制服，而11月中的臺灣已進入冬季，當天還下著雨，因此對他們來說十分寒冷。於是沿路有越來越多的戰俘掉隊，卻慘遭日軍的拳打腳踢。上圖紅框裡的文字提到，許多體況較佳的戰俘丟下自己的個裝，去協助那些病弱的同袍，但是越走越多人脫隊，大家幾乎都把個人裝備拋棄路邊，只剩下公發的背包。

芦田積為自己辯護時則指出，日軍當天在瑞芳備妥一輛巴士和一輛卡車，跟隨隊伍運送掉隊的戰俘和無法攜行的行李（下圖紅框）。另有辯方的日軍證人也提出相同的證詞。

被告辯護人曾詰問 Cross 少校是否看到車輛尾隨在隊伍後方，Cross 回答沒有，只記得在瑞芳看過一輛日軍卡車，在上山途中有一輛巴士往隊伍行進的反方向駛過。不過 Cross 指出，在戰俘抵達金瓜石分所的兩三天後，那些沿途被棄置的行李大部分又被送到分所來。

第一分所戰俘中階級最高而擔任戰俘人事行政官（Personnel Administrator）的英軍少校 Crossley，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寫了一份報告《Report on No. 1. P.O.W. Camp, Formosa》，指出日軍並未替戰俘準備載運裝備的車輛，所以大部分的人走了一兩英里後就把個裝棄置，幸好（Luckily）有輛當地的公車把這些丟棄的裝備收拾起來（下圖紅框）。

來源：Nationaal Archief (荷蘭)，Ian Wei提供

前兩年在臺灣出的一本戰俘相關書籍，提到戰俘從瑞芳徒步上金瓜石的慘況時，雖然提及有車輛把沿路棄置的包裹收集起來送往第一分所，卻是採用 Crossley 的說法，未指出是日軍派車。也許作者沒詳細讀過戰犯法庭的審判文件，所以不知道芦田積的辯護內容。但也可能是在看完審判文件後，認為芦田積所言只是在為自己脫罪，存心虐待戰俘的日軍怎麼可能好心準備車輛，而選擇忽略這個說法。

1942年瑞芳往金瓜石的路上，怎麼會有地方公車正巧經過，而且還好心沿路撿拾的行李，送到俘虜收容所？顯然芦田積對於日軍派車一事所言為真。只是大部分的人還是會相信剛好有公車經過的說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