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18日 星期日

不以人廢言

英國戰犯法庭在戰後審判日軍的老田好次郎與芦田積兩名戰犯時,控方請到英國陸軍 Cross 少校擔任證人。Cross 少校作證時描述了他在1942年11月14日搭乘運俘船抵達基隆後,前往金瓜石第一分所的經過(如下圖)。


這群五百多人的英軍戰俘轉乘火車在瑞芳下車,揹著各自的個人裝備,開始步行上山。這些從南洋來的戰俘僅著熱帶地區的制服,而11月中的臺灣已進入冬季,當天還下著雨,因此對他們來說十分寒冷。於是沿路有越來越多的戰俘掉隊,卻慘遭日軍的拳打腳踢。上圖紅框裡的文字提到,許多體況較佳的戰俘丟下自己的個裝,去協助那些病弱的同袍,但是越走越多人脫隊,大家幾乎都把個人裝備拋棄路邊,只剩下公發的背包。

芦田積為自己辯護時則指出,日軍當天在瑞芳備妥一輛巴士和一輛卡車,跟隨隊伍運送掉隊的戰俘和無法攜行的行李(下圖紅框)。另有辯方的日軍證人也提出相同的證詞。

被告辯護人曾詰問 Cross 少校是否看到車輛尾隨在隊伍後方,Cross 回答沒有,只記得在瑞芳看過一輛日軍卡車,在上山途中有一輛巴士往隊伍行進的反方向駛過。不過 Cross 指出,在戰俘抵達金瓜石分所的兩三天後,那些沿途被棄置的行李大部分又被送到分所來。

第一分所戰俘中階級最高而擔任戰俘人事行政官(Personnel Administrator)的英軍少校 Crossley,在1945年戰爭結束後寫了一份報告《Report on No. 1. P.O.W. Camp, Formosa》,指出日軍並未替戰俘準備載運裝備的車輛,所以大部分的人走了一兩英里後就把個裝棄置,幸好(Luckily)有輛當地的公車把這些丟棄的裝備收拾起來(下圖紅框)。

來源:Nationaal Archief (荷蘭),Ian Wei提供

前兩年在臺灣出的一本戰俘相關書籍,提到戰俘從瑞芳徒步上金瓜石的慘況時,雖然提及有車輛把沿路棄置的包裹收集起來送往第一分所,卻是採用 Crossley 的說法,未指出是日軍派車。也許作者沒詳細讀過戰犯法庭的審判文件,所以不知道芦田積的辯護內容。但也可能是在看完審判文件後,認為芦田積所言只是在為自己脫罪,存心虐待戰俘的日軍怎麼可能好心準備車輛,而選擇忽略這個說法。

1942年瑞芳往金瓜石的路上,怎麼會有地方公車正巧經過,而且還好心沿路撿拾的行李,送到俘虜收容所?顯然芦田積對於日軍派車一事所言為真。只是大部分的人還是會相信剛好有公車經過的說法吧!



2022年9月4日 星期日

小軍官,大麻煩

1946年3月,設於中國重慶的聯合國戰罪審查委員會遠東及太平洋分會(簡稱戰罪會遠東分會)秘書長王化成,將一份美軍連絡組的備忘錄轉交給中國政府的外交部。該備忘錄指出,中國戰區美軍總部獲美國戰爭部授權審理四件日軍犯下的戰罪案,其中一部分戰犯在臺灣逮捕,經商准臺灣行政長官後,移至上海拘押

雖然先前中國政府已經同意美軍審理日軍在中國對美人所犯之戰罪案件,但中國外交部認為此同意似不能適用於日軍在臺灣對美軍犯下之戰罪案。而且外交部對美軍備忘錄所稱,臺灣行政長官公署准其在臺逮捕戰犯,及中國政府同意美軍審理戰犯各節,因為皆未經外交途徑,致無案可稽。因此發函軍令部、司法行政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請進一步查明。

後來王化成告知,當初是軍令部李處長與美軍軍法官 West 少校兩人的口頭諒解,並未見諸書面文件(見下圖)。進一步詳查後,發現中美雙方是於1945年10月9日在重慶對美軍處理戰犯達成口頭協定。

左為王化成寫的批註 (國史館典藏號020-010117-0023)

司法行政部對於此案,認為未可輕易創設國際先例,而本國法權尤須兼顧周詳。那麼這位撼動中國法權的美軍 West 少校是何方神聖?

West 少校就是當時戰罪會遠東分會美國代表 George Atcheson, Jr. 的助理,不過他上任時的軍階仍為上尉(見下圖)。根據遠東分會的會議紀錄,West 在1945年2月23日首度以少校的身分與會。所以他與中方就處理日軍戰犯問題達成協議時,距升任少校還不滿一年。美軍這樣一個小軍官就可以跟中國政府的代表達成一項影響中國主權的協議,而且不必見諸文字,可見當時中國對於美國在處理戰犯上的予取予求,毫無討價還價的能力。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致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信函中所提之 Willis West 上尉,與前述的 West 少校為同一人 (國史館典藏號020-010117-0052)

戰罪會遠東分會在1945年10月26日的第15次會議中,宣布 West 少校將離開分會,前往上海擔任的新的職務。

1946年1月底,中國戰區美軍在上海監獄設立的軍事法庭開始審理日軍戰犯。指標性的首案有關1944年12月在漢口失事的美軍B-29轟炸機組員遭日軍日軍虐殺的事件,擔任控方檢察官的,即為已經升為中校的 West。

West 中校在法庭文件上的簽名


2022年8月28日 星期日

中華民國率先釋放全部日軍戰犯

1949年1月下旬,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的戰事節節敗退,總統蔣介石眼見大勢已去,宣告下野,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職務。國民黨政府向位於東京的盟軍總部交涉,希望能把當時關在上海江灣國防部戰犯監獄的數百名日軍戰犯送往日本繼續執行,以免遭到共產黨殺害。1月29日,盟軍總部派出的軍艦從上海接運這些戰犯,於2月4日轉送至巢鴨監獄。

這份公文清楚記載了戰犯伊東忠夫轉監執行的日期。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6/013.81/7529.2/1/005)

根據前軍法局局長徐業道在1951年的回憶(如下圖),當年一共移送了六百二十餘名日軍戰犯。

徐業道致參謀總掌周至柔的簽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38/1560/6000/3/10)

然而據盟軍總部的統計,國民政府在1949年1月底遣返回日執行的戰犯共250名,與徐業道回憶的數字差距甚大(如下圖)。學者 Sandra Wilson 在其著作《Japanese War Criminals The Politics of Justice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則指出國民政府遣返了251名戰犯,與盟軍總部的統計相差無幾。

Clemency on War Criminals.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團在1952年提供了一份《中國判處罪刑解日盟總巢鴨監獄執行之日籍戰犯名冊》,共有126頁,每頁最多可填三名戰犯的資料(如下圖),但並非每頁都填滿三名,有的甚至整頁空白。因為頁數太多,我無暇一一清點統計,但即使每頁都填滿三人的資料,最多也是三百多人,所以顯然徐業道的回憶有誤,盟軍總部統計的250人應該比較接近事實。

最左欄是前述戰犯伊東忠夫的資料,可以看到他轉到巢鴨監獄的日期是昭和24年2月4日,紅圈表示當時他仍在服刑中。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38/1560/6000/1/12)

二次大戰的大部分同盟國成員與日本在1951年9月8日簽訂了《舊金山和約》,當時中國已經一分為二,但無論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未參與簽署。中華民國政府則是趕在《舊金山和約》生效的1952年4月28日當天,與日本簽訂了《臺北和約》(又稱《中日和約》),同年8月5日生效。

舊金山和約第十一條戰爭罪刑之條文如下(中文翻譯取自維基文庫,其中我用紅字標示出來的「或」顯然與原文的「and」不符,特此說明),重點在於戰犯的赦免、減刑與假釋一定要得到審判國的同意。
日本接受在日本領土內外之「遠東國際軍事法院」,與「聯盟國戰爭罪刑法院」之判決,並承諾將執行就前述拘禁於日本之日本國民之判決。聯盟國對前述拘禁犯之赦免、減刑與假釋,基於單一或多數聯盟國政府之個別考量,基於日本政府之建議,得不予執行。受「遠東國際軍事法院」判決確定者,除經法庭之聯盟國政府代表多數議決,以及基於日本政府之建議,得不予執行。

Japan accepts the judgments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and of other Allied War Crimes Courts both within and outside Japan, and will carry out the sentences imposed thereby upon Japanese nationals imprisoned in Japan. The power to grant clemency, to reduce sentences and to parole with respect to such prisoners may not be exercised except on the decision of the Government or Governments which imposed the sentence in each instance, and on recommendation of Japan. In the case of persons sentenced by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uch power may not be exercised except on the decision of a majority of the Governments represented on the Tribunal, and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Japan.

臺北和約第十一條規定「除本約及其補充文件另有規定外,凡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國間因戰爭狀態存在之結果而引起之任何問題,均應依照金山和約之有關規定予以解決」。然而中日雙方在議定臺北和約時卻協議不引用舊金山和約第十一條來處理戰犯,因此所有中華民國判刑之日籍戰犯均於和約生效時完全交由日方自行處理(如下圖)。

軍法局局長致參謀總長簽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38/1560/6000/1/23)

因為臺北和約少了必須由審判國同意才能處理戰犯的條文,所以在8月5日生效的當天,日本政府就將當時仍在巢鴨監獄服刑的88名中華民國審判日籍戰犯全數釋放。中華民國也就成為二次大戰後,第一個無條件釋放所有日籍戰犯的審判國!

外交部長致行政院簽呈。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檔號:A305000000C/0038/1560/6000/4/1)




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照片會說話

臺灣警備司令部在1946年完成的《軍事接收總報告書》,在軍政組的接收工作部分,列舉以下三處位於臺北木柵地區的軍事設施:

來源:國家檔案資訊網

其中收容所的位置,目前已公開的資訊都說是今木柵路與興隆路交叉口西北側、私立再興學校一帶,也就是以下1947年美軍航照標示A的位置。不過從照片來看,這個地方空空如也,看不出有任何建築物。我在同一張航照內唯一看到有疑似軍事設施的地方,是標示B的區域,因此我推測當年的收容所就是利用其中一棟建築。無論如何,可以確定收容所絕對不在A的位置。

來源: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美軍航照影像(1947)

臺灣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上的各種地圖中,只有1955年的二萬五千分一臺灣省圖畫出了B區的建築物配置:

來源:臺灣百年歷史地圖二萬五千分一臺灣省圖

1947年航照的B區,大約是現在木柵路二段109巷一帶。然而木柵地區發展迅速,現代衛星地圖上已完全看不出當年B區的地貌:

最近論文是原創還是抄襲的議題鬧得很大,幸好之前我已經把第五分所位在B區、不在A區的見解寫成文章,刊登在《薰風》季刊第20期。將來如果我競選公職,可以拿出來當成證據😂。

2022年7月10日 星期日

黑貓中隊首次全程電子偵察任務

1968年1月7日,時任空軍總司令的賴名湯呈蔣經國:「美方為蒐集匪飛彈導引系統之最新資料以確定MK III新型電子反制裝備之可靠性設計電子資料蒐集任務航線二條(如紅藍線均不能照相)以作測試航線距大陸海岸五十浬左右使匪方有所反應但無危害以便蒐收資料本任務擬視天氣狀況實施之」,航線圖如下:

(國史館005-010202-00138-002)

簽呈中並未提及執行日期,所以並非申請任務許可。兩天後,賴名湯再度呈蔣經國:「明(十)日天氣適宜照相美方提議先執行U2照相任務一次航線如圖本任務仍係傾斜照相不進入大陸沿海岸外匪飛彈有效射程以外實施預計0900起飛1350降落」(005-010202-00138-003)。美方規劃的這次照相任務編號C028C,雖然獲蔣核可執行,後來仍因天候變化而取消。

11日,美方提議在13日執行編號C038C的電子偵察任務,全程以第17號系統蒐集共匪地對空飛彈陣地的電子訊號。我未在國史館找到此次任務的簽呈,根據中情局的資料繪製任務航線圖如下:

(底圖:Google Earth)

航線在杭州灣一帶明顯向黃海外推,這是中情局根據國軍方面的建議所作的修改,以避開岱山島上的匪軍機場,除此之外與賴名湯7日簽呈中的藍色航線類似。不過,C038C任務稍後也因為天氣不佳而取消。

黑貓中隊直到5月18日才成功執行首次全程電子偵察任務,編號C068C。我找不到中情局的相關資料,反而在國史館找到這次任務的航線圖如下:

(國史館 005-010202-00138-006)

我在寫《快刀計畫揭密》時,還沒看過這張航線圖,所以推論C068C是基於C038C的航線。現在看來,C068C比較像是1月7日簽呈中的紅色航線,但是延伸到東京灣(Gulf of Tonkin,或稱北部灣)。所以是我寫錯了,在此向廣大(XD)讀者們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