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臺灣俘虜收容所存續的期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與交戰國之利益保護國(Protecting Powers)都曾派代表來臺灣,訪視關押在此的聯軍戰俘。我在蒐集相關資料時,無意間發現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盈萱的碩士論文《二戰期間的台灣戰俘營:以中立國與紅十字會的參訪為中心》。這本今年6月完成的論文引用的參考資料,跟我手上的資料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讓我不禁懷疑:我現在研究的臺灣俘虜收容所相關主題,會不會都已經有人著手書寫了?
雖說兩者的參考資料有重疊,我從這本論文也了解原來自己漏掉了曾來臺的瑞典代表Nils E. Ericson。所以我就在此針對第一位來臺灣訪視戰俘的外籍代表帕拉維奇尼醫生(Dr. Fritz Paravicini),分享一些補充資料。
Dr Fritz Paravicini. (1944).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Et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etes De La Croix-Rouge, 26(302), 106-109. doi:10.1017/S1026881200127102 |
1874年出生於瑞士的帕拉維奇尼,在30歲的那一年離開瑞士前往日本,落腳橫濱行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以協約國成員的身分在中國山東與德軍作戰,俘獲四千多名德國戰俘,轉送到日本本土的俘虜收容所關押。1918年5月,帕拉維奇尼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委託,訪視關押在日本境內的戰俘,從此與改善戰俘待遇的工作結緣。一戰結束後,帕拉維奇尼成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駐日特派員(correspondent)。
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底爆發後,日本政府同意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申請,由帕拉維奇尼擔任正式的駐日代表。1942年1月,被日軍在關島俘獲的關島總督麥米林上校等四百多名俘虜被送到善通寺俘虜收容所,就是透過帕拉維奇尼向伯恩當局回報,再轉告美國政府,帕拉維奇尼也在3月12日親自訪視善通寺俘虜收容所。
1943年5月26日,帕拉維奇尼由日本赤十字社外事部人員陪同,從東京啟程前往臺灣,於28日傍晚飛抵臺北飛行場。次日起,帕拉維奇尼訪視了下列分所:
- 5月29日:大直本所
- 5月31日:花蓮港第四分所
- 6月1日:玉里第五分所
- 6月4日:屏東第三分所
- 6月8日:臺中第二分所
- 6月15日:木柵分所(尚未收容俘虜)
帕拉維奇尼(右二)攝於關仔嶺溫泉(ICRC Archives) |
日軍對帕拉維奇尼的視察有諸多限制,僅有部分戰俘代表能參加面會,可以發言的代表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對俘虜收容所的負面意見也不准提出。在玉里分所的面會中,帕拉維奇尼的座位與俘虜代表遠遠相望,列席的溫萊特中將(但不是發言代表)就認為帕拉維奇尼根本無視他們的存在。不過從帕拉維奇尼過去參與戰俘事務的經歷來看,也許他並不是不關心這些戰俘,而是他心裡明白,在紅太陽底下的紅十字已經無能為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