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30日 星期日

有圖未必有真相


上面這張照片跟鍾堅先生於1996年出版《台灣航空決戰》第156頁的圖40所呈現的景物一模一樣,《台灣航空決戰》指出這是「由駐華美軍第十四航空軍於花東縱谷低飛空投空飄傳單......」。然而我看到時卻覺得這不是花東縱谷,畢竟花東縱谷雖然人口不多,當時也看不到這種一大片原始森林的地貌。而且花東縱谷裡有人聚集的村落彼此距離都不遠,用不著把傳單撒在這看來罕無人煙的叢林裡。

後來經高人指點這裡可能是新幾內亞,於是根據這線索再去搜尋資料庫,果然就找到原件的掃瞄檔(見下圖),《台灣航空決戰》的圖40所顯示的僅為原照的局部。我貼在上面的照片其實是比照《台灣航空決戰》圖40涵蓋的範圍,從原件的掃瞄檔裁切來的。

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於1943年10月15日任務中拍攝之照片

從原照下方的註解文字,可以知道這是美國陸軍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71Sq, BG38)於1943年10月15日(15Oct'43)攻擊SIO到KIARI地區的287-J號任務中拍攝的。換句話說,這照片並非攝於第14航空隊(《台灣航空決戰》翻譯為第十四航空軍)的任務,地點也不是花東縱谷。事實上,從原照左半部的水域來研判,即使不看註解文字,也可推翻這裡是花東縱谷的說法。原照的圖說指出這是新幾內亞的東北部,指點我的高人果然沒錯。

為了謹慎起見,我又找出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1943年10月15日的任務報告。原照註解文字提到的任務編號287J、Sio與Kiari兩地,在下面的報告中都找得到(已用紅線標示),報告也指出曾在任務中空投傳單(propaganda leaflets)。當天任務機起飛的Durand機場,是第38轟炸大隊的駐地,位於新幾內亞的摩爾斯貝港(Port Moresby)附近。

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對1943年10月15日任務所作之報告 (38th Bomb Group Association)

在《台灣航空決戰》寫作的年代,資訊的取得遠不如現在方便,如果要對照片的內容一一查證,恐怕要多次書信往來、曠日廢時。拜科技之賜,我從高人指點到找到照片原檔,才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2019年6月29日 星期六

第一個偵照台灣的美軍飛行員

1943年4月1日台北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1943年4月1日桃園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1943年4月1日新竹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以上三張取自美軍情報研究報告《Formosa Interim Report》的空中偵察照片,拍攝日期都是1943年4月1日,也是目前已知太平洋戰爭中最早一批美軍對台垂直偵察空照。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些照片是美國陸軍第21照相偵察中隊(21st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的產物。不過後來注意到第21照相偵察中隊是在1943年6月才從美國本土抵達印度,當然不可能跨越時空拍下這些照片。真正執行首次偵照台灣任務的美軍單位,其實是美國陸軍的第9照相中隊(9th Photographic Squadron)。

1942年7月,美國陸軍第9照相偵察中隊(9th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的人員抵達印度的喀拉蚩,編入第10航空隊(10th Air Force)的旗下,他們配備的F-4偵察機則是9月才運抵印度。第9照相偵察中隊先於8月中派出一名士官前往中國昆明,協助駐華航空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設立照相處理設施,後於10月底再增派五位士官兵前去支援。同年11月,第9照相偵察中隊派出一個分隊的三架F-4、飛行員、地勤人員進駐昆明,駐華航空特遣隊才有比較像樣的偵察單位和裝備。

1943年3月10日,美國陸軍成立第14航空隊(14th Air Force),吸收了駐華航空特遣隊原有的人員與飛機。第9照相偵察中隊也差不多在同時改稱為第9照相中隊,原先支援駐華航空特遣隊的分隊則繼續為第14航空隊執行偵照任務,並視任務需要進駐位於桂林的前進基地。

1943年3月攝於印度Dum Dum機場的第9照相偵察中隊F-4偵察機

4月1日,第9照相中隊派出一架F-4偵察機,由Robinson中尉駕駛,從桂林起飛,中途在遂川機場落地加油後,再起飛到台灣北部進行偵照。這是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首次台灣偵照任務,涵蓋的地區北到淡水、南至新竹。雖然台北市的大部分都被雲層遮蓋,但是新竹飛行場上空完全無雲,照片可見停機坪上整齊停放的大約五十架雙發動機的轟炸機。也就是這次任務拍到的新竹飛行場照片,間接促成第14航空隊日後空襲新竹的行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一位偵照台灣的美軍飛行員Robinson中尉

第21照相中隊於1943年6月下旬抵達印度後,先在7月初移編4名軍官及31名士官兵給第9照相中隊,後者則是用原已派駐昆明的分隊作為交換。第21照相中隊同時也派出分隊分別進駐昆明與桂林,之後於8月下旬正式將隊部從印度遷到昆明,11月改名為第21照相偵察中隊。

2019年6月16日 星期日

撐過日軍的虐待,死於美軍的救濟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到馬尼拉洽談投降事宜的日本代表團,從聯軍最高統帥司令部方面收到四份文件,其中編號第一號的文件在上一篇已經提過,要求日方提供所有戰俘營與平民集中營的資訊,及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英國陸軍中將白思華的去向。第三號文件的內容也提到了聯軍俘虜,除了要求日方必須確保戰俘與遭押平民的人身安全與健康之外,日方必須在每一座戰俘營或平民集中營的屋頂,以黑底黃字漆上 PW 兩個英文字母(Prisoner of War的縮寫),每個字母高20英尺、並面向南方,聯軍飛機將對這些地點空投補給品。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由麥克阿瑟擔任總司令的太平洋地區美國陸軍(U.S. 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 AFPAC)司令部已經完成佔領日本本土(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朝鮮的行動計畫,代號為 BLACKLIST。在各項佔領任務中,撤離被日軍拘留在各地的聯軍俘虜,使其盡速返回家園,是 BLACKLIST 行動的當務之急,迫切程度僅次於佔領軍的部署與進駐作業。然而根據美軍的估計,被拘留的戰俘或平民多達三萬六千名,要全數撤離可能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因此必須緊急空投糧食衣物、醫藥用品等救濟物資到各俘虜收容所,以確保在他們被撤出日本之前的健康與福祉。

雖然 BLACKLIST 是針對日本本土與朝鮮的佔領行動,但是空投俘虜補給品的任務規劃卻涵蓋了滿洲國、中國、台灣等地的俘虜收容所。福州以南的中國沿岸、海南島、台灣的物資空投任務,將由菲律賓起飛的飛機負責;位於福州以北之中國沿岸、滿洲國、朝鮮、日本本土的俘虜收容所,則由沖繩及馬里亞納群島出發的飛機負責空投物資。美國陸軍駐遠東地區各航空隊(Far East Air Forces)肩負起規劃、協調、執行這些空投任務的主要責任,而陸軍戰略航空隊(Strategic Air Force)則提供旗下的B-29轟炸機協助空投的進行。

日本宣佈投降後,美軍立即展開拯救聯軍俘虜的行動。不過原先 BLACKLIST 的規劃作了一些調整,空投俘虜救援物資的任務改由陸軍戰略航空隊下的第20航空隊負起全責。過去幾個月間對日本投下無數炸彈的B-29轟炸機,在馬里亞納群島的各機場待命,準備回到日本上空執行人道空投任務。各種物資源源不絕的運到這裡,到了8月18日,已有三萬一千人份的醫療用品運抵關島,塞班島上也堆積了可供五萬人使用的軍需品。這些物資會需要用到六萬三千頂貨物用降落傘,但是美軍在馬里亞納地區只有一萬一千頂這種傘具,不足的部分全由菲律賓調撥空運過來。


準備裝運的俘虜補給品。 (National Archive)

有些補給品裝在50加侖汽油桶內。 (National Archive)

剩下的主要問題是這些補給品要空投到哪裡。BLACKLIST 的計畫書列舉了150座美軍掌握的俘虜收容所及所在座標,然而這些資訊的及時性與正確性如何,並非美軍說了算(本文最上方是BLACKLIST計畫書列出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由日方提供的第一份清單在8月27日送到第20航空隊,但僅有73座俘虜收容所(含分所、派遣所)的資訊。第314轟炸聯隊在29日執行了一次本州、四國、九州的偵照任務,以確認這些地區的俘虜收容所位置,之後於31日再到滿洲國與中國境內作偵照。
在以偵照確認各地俘虜收容所之前,第73轟炸聯隊就已經於8月27日執行了第一次補給品空投任務,由十架B-29到中國山東的濰縣收容所投下救濟物資。

一架執行空投任務的B-29低空飛過福岡的一處收容所。 (National Archive)

次日,第20航空隊發動更大規模的空投任務,由第73轟炸聯隊出動159架B-29執行任務,位於台北市的兩處俘虜收容所也是目標之一。根據正式空投之前進行的試投任務,俘虜補給品的最佳空投高度為500至1000英呎。不過正式空投中卻發現許多補給品在降落傘完全張開前就已墜地,高速落下的補給品直接穿透某些收容所的屋頂,有些好不容易撐過日軍虐待的俘虜,因此在重獲自由後被友軍投下的救援物資砸死,荒謬的結束人生悲劇。所以從第四天開始,空投的高度被調高到1000英呎。


這份新潟縣警察部長回報的公文中,提到裝有救濟品的汽油桶砸中日本民眾。也可以從敘述中知道汽油桶裝的補給品以食物為主,日常用品類則是以捆包的方式空投。(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六分所英國陸軍士兵Herbert Rathbone的死亡診斷書上,記載了他被美軍投下的補給品擊中後死亡。(© Crown Copyright)

位於日本本土的聯軍俘虜,在美國陸軍第8軍團及美國海軍的努力撤離下,人數迅速減少,因此9月2日之後的空投任務變得十分零星。美軍在9月5、6日兩天派艦到基隆,接走一千一百多名原台灣俘虜收容所的戰俘。極少數狀況不適合搭乘軍艦的俘虜,則在幾天後陸續搭乘飛機或醫療船離開台灣。原先規劃的後續空投任務變成沒有必要,所以8月28日就成為美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台灣執行的俘虜補給品空投任務。

2019年6月9日 星期日

紅雀行動

飛抵伊江島的日本代表團,準備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左二為河邊虎四郎 。(National Archive)

1945年8月19日,由陸軍中將河邊虎四郎領隊的日本代表團,按照美軍先前的指示,從木更津基地搭乘兩架漆成白色的一式陸攻飛抵沖繩的伊江島,再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到馬尼拉,與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派的代表接洽日本投降的相關事宜。在美軍要求日方配合執行的事項中,有一項是請日方提供所有戰俘營與平民集中營的資訊,並特別指名要知道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J. M. Wainwright)及英國陸軍中將白思華(A. E. Percival)身在何處(見下圖文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溫萊中將被俘之前,是駐菲律賓美軍中官階僅次於麥克阿瑟的第二號人物;白思華中將則是以馬來亞司令部司令的身分在新加坡陷落後成為俘虜。兩人在1942年8月間先後被送到台灣,安置在花蓮港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白思華的俘虜銘銘票局部如下圖),之後幾度移轉到台灣其他地方。當國際紅十字會於1944年6月派員至台灣探視各國戰俘時,還曾經在木柵的第五分所與溫萊及白思華見面。不過戰爭結束時,兩人已經不在台灣,因為日軍於1944年10月7日將他們及部分被俘的高階軍官或文官送離台灣,經日本內地轉至位於滿洲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當美軍在8月上旬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投降已是指日可待。駐中國戰區美軍指揮官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是在8月12日指示駐中國戰區的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準備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一時間派出特工,空降到日軍設在中國及鄰近地區的俘虜收容所,以確保聯軍戰俘的安全,同時建立起與OSS駐中國總部的通訊管道,協助安排後續的戰俘撤離行動。

準備執行這些任務的OSS特工一共分成九組,各組的代號及負責地區如下:

• 紅雀(Cardinal):奉天(今瀋陽)
• 紅鶴(Flamingo):哈爾濱
• 喜鵲(Magpie):北京
• 鴨子(Duck):濰縣
• 麻雀(Sparrow):上海
• 信天翁(Albatross):廣東
• 鴿子(Pigeon):海南島
• 鵪鶉(Quail):河內
• 老鷹(Eagle):京城(今首爾)

美軍對於被俘同袍的處境非常重視,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前,已持續蒐集日軍設置俘虜收容所的相關情報。根據美軍的研判,拘留美軍戰俘人數最多的地方應該是滿洲國境內的奉天,菲律賓陷落時被俘的美軍高階將領(包括溫萊特)很可能也拘禁於此。然而奉天不僅距離OSS位於西安的基地相當遙遠,8月8日甫對日宣戰的蘇聯亦派出紅軍進入滿洲國,OSS人員抵達奉天後會遭遇何種狀況實在難以預料。

負責執行奉天任務的OSS紅雀小組由Hennesy少校擔任隊長,隊員包括醫官Lamar少校、無線電操作員Starz、通曉中文與俄文的Leith上士、俗稱「二世」的日裔譯員Kido中士,另有一名擔任中文通譯的中國人Cheng Shih Wu(由中國方面派遣,非OSS編制內人員)。小組成立後密集進行傘訓,準備在接獲命令後一小時內出動。

日本在15日即宣布投降,紅雀小組攜帶將近半噸的武器與無線電裝備,加上1300磅的緊急救援物資,於16日清晨4:50搭乘一架B-24轟炸機從西安出發。上午10:30,小組在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附近上空跳傘,救援物資也以降落傘空投。成員落地集結後兵分兩路,一部分留在原地整理裝備與物資,其餘步行前往收容所。不過所有成員隨後都遭到趕來的日軍解除武裝與留置偵訊,其中三人甚至被脫光搜身。

經過一番激烈的溝通,紅雀小組終於讓日軍相信日本已經投降。當地憲兵隊的主官可能也從上級方面得到確認,轉而向紅雀小組道歉,並派出一輛卡車載送小組成員及裝備、物資,前往位於奉天市大東區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旁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一小隊日本兵隨車護送。雖然紅雀小組見到了俘虜收容所的所長松田元治大佐,松田堅持在得到上級批准之前無法讓小組接管收容所,也不准他們與戰俘接觸。小組成員不得已只好先住進松田安排的旅館,第二天再伺機而動。

當紅雀小組在17日上午再到俘虜收容所時,松田的態度轉為非常配合。小組開始將帶來的些許救援物資分配給俘虜,醫官也在附設醫院發現11名急需後送醫療的虛弱戰俘。不過無線電操作員一直無法透過SSTR-1無線電聯絡上西安的OSS基地,所以後者完全不能掌握紅雀小組的狀況。

次日,紅雀小組終於以無線電與西安基地成功建立通訊,並回報共有1673名戰俘被拘留在奉天。不過OSS急於尋找的溫萊特將軍卻不在奉天市內的本所內,而是跟其他33名高階軍、文官與侍從拘禁在四平省西安街(位置在奉天的東北方,非陝西的西安)的第二分所。

原來美軍蒐集到的俘虜收容所相關情報雖然夠廣,細緻度卻不足,時效性也不夠。以1945年8月的下圖為例,在奉天(Mukden)地區只有標記Hoten及Hoten North兩座戰俘營,但其實Hoten North只是暫時收留1942年11月抵達奉天的俘虜,到1943年7月就移送到新建完成的Hoten(即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



日軍的俘虜收容所除了所長駐點的本所,之下通常還會設置分所,有時也會在俘虜勞動的地點增設派遣所。以奉天俘虜收容所為例,在奉天西北方的鄭家屯街設有第一分所,位於西安街的是為第二分所,另外有三個派遣所。不過第一分所於1945年5月關閉,全部戰俘被移往本所收容。

奉天市、鄭家屯街、西安街的相對位置圖。(満洲帝国分省地図並地名総攬 : 満洲建国十周年記念)

透過松田的安排,Lamar醫官與Leith上士於18日上午搭上火車,由日軍派兵護送前往西安街。經過長達26小時的車程,兩人終於在19日早上抵達第二分所,見到溫萊特和其他高官俘虜。但因為無法順利聯絡上奉天方面的Hennessy等人,Lamar決定當天親自回奉天安排撤離俘虜所需的交通工具,留下精通俄語的Leith,以便在必要時與蘇聯紅軍溝通。

由於情勢已相當混亂,由一名日軍少佐陪同的Lamar,直到21日中午過後才乘車回到奉天俘虜收容所。然而奉天市已經落入蘇聯紅軍的控制,並強徵了所有日軍的車輛,紅雀小組的Hennessy等人因此被困在下榻的旅館動彈不得。於是Lamar驅車前去將Hennessy少校接到收容所,向當地美軍俘虜的最高階軍官Parker少將報告西安第二分所的狀況。

當天下午,奉天地區的紅軍指揮官Tumanyan將軍來到奉天俘虜收容所,Hennessy藉機請求他協助提供一列火車前往西安撤離俘虜,Tumanyan雖然同意,但也表示火車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弄到,可能還要等上一陣子。

隔了一天的23日中午,距離紅雀小組抵達奉天已經一個星期,Lamar少校搭乘紅軍安排的專列前往西安街,由蘇聯派兵隨車戒護。當一行人於晚間到達第二分所時,卻發現戰俘已人去樓空,只剩下日本衛兵。

原來紅軍的一個步槍營在23日下午進到西安街,並解放了第二分所的俘虜。溫萊特透過Leith上士的翻譯,向步槍營的指揮官表示要帶著俘虜前往奉天。於是戰俘搭上兩輛老舊的日本巴士,跟著步槍營的車隊移動。Lamar少校晚了一步,跟同行的紅軍士兵在附近四處打聽,卻仍找不到這些俘虜,因此又搭乘這列火車折返奉天。

步槍營和俘虜的車隊在滿目瘡痍的道路上緩慢前進,不時遇到道路中斷或車輛故障的問題。當車隊挺進到奉天城外大約30英哩處,路況已經糟到無法通行。紅軍仗勢強徵了一列火車,然而列車行進沒多遠就出軌,於是步槍營指揮官再搶了一列經過的火車,最後在26日的午夜抵達奉天車站。

與俘虜同行的Leith上士立刻步行前往紅雀小組下榻的旅館,向Hennessy少校回報。不過紅軍拒絕出借車輛,兩人只好徒步到車站,迎接溫萊特將軍一同走回旅館。

中國戰區美軍在27日上午立即派出一架C-47運輸機飛到奉天。上午11:00,溫萊特、白思華及其他美、英、荷籍高階戰俘登上飛機(溫萊特抵達奉天後,擬了一份跟他搭機同行的名單,不是所有第二分所的俘虜都搭上這架飛機),先飛往陝西西安,再轉往重慶。

Wainwright獲釋後,搭機經由西安抵達重慶,並受邀至蔣介石官邸與其會晤。 (LIFE)

麥克阿瑟在日本投降後積極尋找溫萊特與白思華的下落,目的之一是要讓他們參加日本投降的儀式。9月2日上午,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內的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麥克阿瑟代表聯軍在日本的降伏文書上簽字,站在他背後的溫萊特與白思華見證了這歷史上的一刻。

1945年9月2日的受降典禮上站在麥克阿瑟背後的,就是曾被拘禁在台灣俘虜收容所長達兩年的Wainwright(距離鏡頭較近者)與Percival。 (National Archive)

2019年5月8日 星期三

叛將風雲


跟英國陸軍馬來亞司令部(Malaya Command)指揮官 Arthur E. Percival 中將一起在1942年8月底被送來台灣的歐美高階俘虜中,有一位荷蘭皇家陸軍的 Roelof Theodorus Overakker 少將(上圖),被俘前的身分是蘇門答臘中部軍司令官。日軍在1942年3月攻佔爪哇,荷蘭皇家東印度軍總司令 Hein ter Poorten 在8日投降,但是 Overakker 少將繼續在蘇門答臘奮戰到3月28日才棄械投降,被日軍拘留在當地的俘虜收容所。數月後,他被送往馬來,再轉送到位於花蓮港市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安置。1943年6月,Overakker 少將隨著第四分所遷移至白河,但是過不到兩個月,他就被送離台灣。

台灣俘虜收容所的歐美戰俘再被轉送到台灣以外的地區,並不罕見,他們多半是移轉到日本內地或滿州國的俘虜收容所。然而 Overakker 少將的銘銘票(下圖)卻記載他是被送回蘇門答臘(スマトラ),這就非常不尋常了。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原來日軍於1943年春,在關押荷蘭軍人的蘇門答臘俘虜收容所裡,搜到一張 Overakker 少將於1942年5月18日簽署的手諭(見下圖),任命兩名預備軍官為他的副手。日軍因此認定他在被俘期間秘密組織反抗勢力,將他從台灣押回蘇門答臘受審。Overakker 被收押的時間長達一年多,最後在1945年1月9日遭到日軍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隨即於當天下午執行槍決。這一天正好也是 Overakker 的55歲生日。

NIOD

由於 Overakker 少將在任命副手當時已經是日軍的俘虜,日本認為他違反了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第45條,戰後聯軍的調查也認為日軍算是有正當理由。我非法律專長,無法就此評論。但是 Overakker 的故事被寫成荷蘭文的《Het Overakker Complot》(英文為 Overakker Conspiracy 的意思)一書,於2011年出版,也算是另類的「叛將風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