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7日 星期六

大崗山特設見張所


上圖是美軍一份文件對「岡山」一座日軍雷達站(日本海軍將雷達稱為電波探信儀)的描述,兩張照片是同一位置、不同曝光(可能是不同日期),左上角照片正中的圓圈即為雷達站的位置。最後一段文字指出這座設施位於距離海岸10英里的內陸高地上,所以我認為它應該位在大崗山上某處,因為這裡距離西海岸差不多是10英里,而且日軍文件也出現過大崗山特設見張所的名稱。問題是它的確實位置在哪裡?能不能在美軍的空照圖上看到?

目前大崗山上仍有軍方設置的雷達站,很可能就是沿用以往日軍見張所的場地。我在中研院提供的B07383_033底片的邊緣找到現今雷達站對應的位置,下圖箭頭指處就是我依此研判電波探信儀的位置(注意下圖已經旋轉成南上北下,因為我認為前面兩張照片也是南上北下),可惜相關營舍在照片涵蓋範圍之外,沒有拍到。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

由於這是我根據現在軍方雷達站的位置反推回去的,證據略顯薄弱,最好還能找到其他佐證資料。後來我在中研院提供的美軍one-inch target map(這種地圖比例尺上的一英寸正好代表一英里)找到大崗山飛行場的地圖,在飛行場東南方一英里的位置就標示了雷達站(見張所):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

對應到美軍的B04686_071底片,就是下圖用圓圈標註的位置(但是B04686_071的解析度較差,無法據以判讀見張所的外觀),正好也與上面我在B07383_071標示的位置相符,所以當年大崗山特設見張所就設於現在軍方雷達站的地點。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
下圖是Google Earth提供的2004年1月5日衛星照片(已調整為南上北下),圓球狀的雷達罩清晰可見,注意其左上方有一圓形的平台。在2006年2月10日的衛星照片上,可以看到這平台也裝了球狀雷達罩。到了2009年4月9日,右下方的雷達就已經被拆除,只剩下左上方的雷達了。
Google Earth

2018年2月24日 星期六

岡山的電波方位測定所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上次在1944年的二萬五千分一地形圖航空修訂版發現大寮砲台時,也在南面不遠處看到上圖的兩座設施:電波方位測定所和新庄通信隊。這兩座設施在1942年版的地圖上也看得到,但是當美軍飛機在1945年2月2日拍攝以下照片時,可以看到電波方位測定所已經向東(右手邊)延伸,也就是照片中的大圓圈及其以東的部分: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B04588-029
美軍在戰時曾列出在台灣地區發現的三座 Direction Finder Station,分別位於松山、新竹、岡山,基於地點的一致與英日文名稱的相似性,我認為上圖的電波方位測定所就是美軍在岡山發現的 Direction Finder Station,用途是飛機的導航輔助。當飛行員想要知道他的方位時,就從飛機上發射連續電波,地面的測定所利用接收到的電波計算出方位後,再透過通信所報知飛行員。所以在電波方位測定所附近多半會設置通信所,這跟地圖所顯示的不謀而合。

根據美軍的研究,日軍在陸地上設置的 Direction Finder 大都是採用英國人 Frank Adcock 發明的天線陣列配置,在東西南北邊各豎立一根天線,接收站設在這四根天線的正中心。不過按照電波頻率的不同,又可分為高頻(3~30 MHz)與中頻(0.1~3 MHz)兩種形式。高頻的電波波長較中頻電波短,因此高頻設施的天線比中頻的天線短,天線之間的距離也比中頻的較短。日軍的高頻設施天線和接收站幾乎都設置在一座高塔的室內空間,中頻設施的天線和接收站則多半露天設置。

下圖是美軍在馬紹爾群島的瓜加林(Kwajalein)環礁拍攝到的日軍方位測定所,字母 A 標示的是三座高頻設施,B 則是一座中頻設施。可以看到中頻設施的天線遠高於高頻設施的建築,而因為高頻設施的四根天線都設在高塔的室內,也可以確定中頻接收天線之間的距離遠大於高頻天線的距離。
美軍發現的日軍方位測定所多半是由一到三座高頻設施、一到二座中頻設施、或前述的排列組合所構成,所以位於岡山的方位測定所應該就屬於單一高頻設施加上單一中頻設施的組合配置。空照中不見大圓圈內應有的四根天線,則可能是因為天線太細,高空拍攝的照片解析度不夠,所以看不到。從大圓圈往左數來的第一座建築,即是高頻設施所在的高塔,其陰影明顯高於其他建築。

美軍同一天的空照只拍到新庄通信隊的局部(如下圖),在建築物群的西邊(左手邊)空地上,似乎有一些通信天線電塔的陰影,剛好本文一開始的地圖在「庄」這個字旁也有無線電信電柱的標記: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B04588-029
以上是我自己判讀照片所做的推論,在沒有日軍文件佐證及美軍電子偵察結果的輔助下,信不信由你。

【2月25日補充】下面這張1944年3月1日的傾斜空照雖然不清楚,卻涵蓋了整個新庄通信隊的場地(B)。更重要的是,方位測定所(A)中頻設施特有的大圓圈此時尚未出現,而因為地面的顏色明顯不同,似乎還在整地興建中: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F09377-037
到了1944年8月25日,方位測定所(A)的中頻設施仍未完成(通往大圓圈圓心的小路尚未出現),不過整座場地的色澤已經跟本文開頭的照片相當一致: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F10303-082

2018年2月20日 星期二

岡山第61航空廠附近的防空設施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之前在美軍空照上看到岡山第61航空廠東南方有一座不明設施,看起來像是砲台,但是在高雄海軍警備隊的戰時日誌找不到。今天一時興起,到中研院的百年歷史地圖逛逛,竟然就找到了,原來稱為大寮砲台(上圖標示1的位置)。下圖即為此處的空照: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B04588-031
根據戰後的呈繳清冊,大寮砲台有兩座八九式127公厘雙座高射砲,應該就裝設在西北角與東南角的掩體裡。

我在地圖上還發現兩個之前沒在空照圖上看到的對空監視所,以下分別是編號2與3位置的空照圖: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B04588-031
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B04588-030
兩個監視所的地面都有一個大圓圈,且有小路通到圓心。目前我在文件上找不到相關的記載,但我個人認為圓心的監視裝備應該不是雷達(日本海軍稱為電波探信儀)。

為了避免以後忘記,趕快做個筆記。

2018年2月11日 星期日

美國海軍在台灣上空的雷達反制作戰

1944年10月12日清晨,大批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Task Force 38)的艦載機從台灣東南方海域的航空母艦起飛,對全島軍事要地展開大規模的攻擊。上面這段文字來自大黃蜂號航艦(USS Hornet, CV-12)第11艦載機大隊執行第一次打擊任務的作戰報告,斑駁的文件上寫著:「Several planes dropped window from 4 miles on approach side of target through retirements.」,難道美軍飛機在攻擊的過程中一直把窗戶(window)丟下?

其實這裡的 window 指的是一種可以反射雷達電波的金屬片或金屬絲,如果裁切的長度適當,從攻擊方的飛機投下後,在防守方的雷達顯示幕看來就會跟真的飛機難以分辨。根據鑽研電子作戰甚深的作家 Alfred Price 所著 Instruments of Darkness 一書,英國軍方發現從飛機投放的金屬片能夠混淆地面雷達後,為了避免機密洩漏,準備為這秘密武器取個代號。負責這項研究的單位主管看到房間的窗戶,就建議使用 window 這個八竿子也打不著的名稱作為代號。

英國空軍在1943年7月下旬轟炸德國工業重鎮漢堡(Hamburg)的行動中,首次動用 window 來保護執行任務的轟炸機。在歐陸作戰的美國陸軍第8航空隊也從1943年12日的轟炸不來梅(Bremen)任務開始,效法英軍使用金屬干擾絲。即便美軍稱之為 chaff,源自英國的 window這個名稱似乎已經根深蒂固,所以在許多美軍的雷達反制作戰報告中都可以看到。
美國海軍使用的金屬干擾絲(照片來源:Radio Countermeasures, Summary Technical Report of Division 15, NDRC)

在1945年之前,美軍對日軍雷達(日本海軍稱為電波探信儀,陸軍視用途稱為電波警戒機或電波標定機)所掌握的情報相當貧乏,所以第38特遣艦隊攻台當時,對日軍在台灣的雷達部署狀況也不知其詳。不過以現在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從昭和19年10月的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了解日本海軍在台灣南部配置的雷達。
(至於日本海軍在台灣其他地區部署的雷達,以及陸軍的雷達部署狀況,目前尚未取得相關的參考資料。)這份日誌列舉的雷達部署如下:
  • 荒鷲砲台:假稱四號電波探信儀一型
  • 大崗山見張所:二式一號電波探信儀一型改一
  • 壽山見張所:二式一號電波探信儀一型改三
  • 紅頭嶼見張所:假稱三式一號電波探信儀三型
一號電波探信儀屬於陸上的預警雷達,作用在於提早發現來犯的敵機對於美軍飛機真正具有威脅性的,是用來指引高射砲或探照燈的四號電波探信儀,這也是 window 要反制的對象
美軍在貝里琉島(Peleliu)上虜獲的日本海軍四號電波探信儀一型(照片來源:Japanese Electronics, Photographic Intelligence Center Report)
箭頭所指的兩座陣地是左營軍港內荒鷲砲台的四號電波探信儀可能裝設的位置,左方陣地中心可以看到高聳物體造成的陰影(照片攝於1944年10月16日的B-29轟炸任務,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提供)

在欠缺日軍雷達部署情報的情況下,第38特遣艦隊只能根據日軍防空砲火的射擊模式和精度,及少數裝有電波截收裝備的TBM蒐集到的參數,研判可能有砲火指引雷達的區域。

例如無畏號航艦(USS Intrepid, CV-11)上的第18艦載機大隊在10月13日執行基隆港、松山飛行場、新竹飛行場的打擊任務時,雖然北台灣完全被雲層遮蔽,美軍飛行員發現打到雲層之上的中大口徑防空砲火依然十分準確,因此判斷這些砲火應該都是透過雷達引導對空射擊。而一架TBM利用機上的電波截收器,在200 MHz與600 MHz的頻段偵測到疑似日軍的雷達訊號。根據日軍的內部文件,四號電波探信儀一型的波長為1.5米,頻率就相當於200 MHz。(當時慣用的頻率計算單位是簡稱MC的Megacycle,定義跟現在常用的MHz相同)

除了對日軍雷達的相關情報掌握不足,美國海軍首度將 window 應用於反制日軍的雷達,也不過是在第38特遣艦隊攻台兩天前的沖繩攻擊行動中,所以運用 window 的戰術也還在摸索中。當時 window 只能用手從飛機上投擲,所以僅有TBM和SB2C這兩種搭載兩名以上乘員的飛機配發 window,由無線電操作手負責投放。

碉堡山號航艦(USS Bunker Hill, CV-17)上的第8艦載機大隊在實戰中發現,如果在俯衝後持續投放 window,被 window 誤導的砲火反而可能擊中後方跟隨的友機。而第8艦載機大隊與第18艦載機大隊都觀察到,在俯衝過程中投下的 window,往往會被風壓吹回機艙內。第8艦載機大隊建議修改戰術,從距離目標5到10英里處,開始每隔4秒投下一盒 window,直到俯衝前即停止投放;第18艦載機大隊則建議在飛機上加裝協助投放 window 的裝置。
由於交戰的雙方不可能彼此配合交換資訊,所以無法透過科學化的方法來驗證美軍投下的 window 是否能有效混淆日軍的射擊管制雷達,達到保護機群的目的。第8艦載機大隊的任務分析只能確定 window 在兩次任務中曾發揮功效,其他任務中使用的 window 無法判定其效果。第18艦載機大隊則發現投下 window後,日軍的砲火會落在飛機的後方,所以為了提振飛行員的士氣,新的戰術規定在遭遇防空砲火時投放 window。


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知道,第38特遣艦隊在1944年10月的攻台任務期間,window 究竟發揮了多少實際的作用。但是美軍對日軍雷達的反制作戰,在接下來的空襲福爾摩沙期間不曾停歇。

2018年1月1日 星期一

台灣空襲中的海空搜救(三)

美國陸軍第5航空隊在有正式的搜救編制之前,先於1944年9月成立了臨時性的第5276救援混合大隊(5276th Rescue Composite Group [Provisional]),由配備OA-10的第3緊急救援中隊及配備救生艇的第14緊急救援船隊組成,OA-10就是PBY-5A的陸軍編號。到了1945年3月下旬,第5276救援混合大隊正式擴編成第5緊急救援大隊(5th Emergency Rescue Group),同時增編另一支配備OA-10的第6緊急救援中隊。由於尚未取得第5緊急救援大隊的檔案,目前仍未發現美國陸軍的OA-10曾經參與台灣空襲搜救待命工作的記錄,不過已知成功救援的案例都是由海軍單位提供水上飛機。
落難的機員從充氣救生筏登上前來救援的陸軍OA-10水上飛機(場景與台灣空襲無關)
大約在第5緊急救援大隊成立的同一個時期,機腹下方可掛載一艘動力救生艇的B-17,也加入第5緊急救援大隊的陣容。這型特別改裝過的B-17被暱稱為Flying Dutchman(這是一艘傳說中的幽靈船),能在水上飛機或執行所謂救生員(Lifeguard)任務的潛艦抵達之前,先將救生艇以降落傘空投給待救人員,提高生存的機會。第5航空隊的B-17從1945年4月開始執行台灣空襲的待命搜救任務,固定使用Jukebox的無線電呼號。
被暱稱為Flying Dutchman的B-17投下救生艇後,煙霧信號彈自動點燃(場景與台灣空襲無關)
站立在救生艇上的是落難的飛行員,左上角的煙霧信號彈幾乎燃燒殆盡(場景與台灣空襲無關)
從3月開始進駐仁牙因灣的海軍第4救援中隊分遣隊,在4月下旬結束支援任務返回原駐地,由配備PBM-3的第28巡邏轟炸中隊派出一支分遣隊接替。而過去幾個月在仁牙因灣提供後勤支援的虎鯨號,也在5月初奉命移防到馬尼拉地區,原來的任務由巴拉塔里亞號(USS Barataria, AVP-33)接棒。

在美軍空襲台灣期間,目前已知第一次由水上飛機、B-17、救生員潛艦共同完成的搜救任務,發生於1945年5月26日。當天上午,美國陸軍第345轟炸大隊旗下4個中隊各出動6架B-25,分別轟炸指定目標。負責轟炸明治製糖株式會社總爺製糖所的第501轟炸中隊,以三機為一組,先後對製糖工場和人員宿舍區投下250磅傘降破壞彈。其中一架B-25因被日軍砲火擊中,脫離目標區後迫降在琉球嶼附近海面。

第28巡邏轟炸中隊當天值勤的PBM飛行員狄伯上尉(Lt. Edgar J. Dibble)截聽到B-25迫降的無線電通話後前往搜救,在海面上發現四名穿著救生背心的機員,隨即投下兩具充氣救生筏,陸軍的B-17也投下一艘救生艇。兩名B-25機員先爬上其中一具救生筏,之後在一名爬上救生艇的同袍協助下轉到艇上,仍在海上的另一名同袍也被救起。狄伯上尉聯繫在當天待命救生任務的鯛魚號潛艦(USS Bream, SS-243)前來,隨後在空中盤旋警戒,不時以機槍射擊驅離靠近的小船。鯛魚號在途中經過大約有一百多艘戎克船聚集的海域,後來確定是中國漁民。B-25機員在迫降四個多小時後順利登上鯛魚號,狄伯上尉的PBM才啟程返航。
救生員潛艦將獲救的機員以橡皮艇移到PBY,準備後送(場景與台灣空襲無關)
7月初,美國海軍第20巡邏轟炸中隊派出一支PBM-5的分遣隊到仁牙因灣,接替第28巡邏轟炸中隊。幾天後,巴拉塔里亞號也把支援水上飛機的任務交接給聖帕布羅號(USS San Pablo, AVP-30)。

7月12日,第380轟炸大隊第528、529、530、531轟炸中隊合計26架B-24,由P-51護航,以500磅炸彈轟炸第六海軍燃料廠高雄施設;第20巡邏轟炸中隊則出動兩架PBM擔任搜救待命,無線電呼號分別是Playmate 6與Playmate 7。擔任第528中隊領隊機的H2X B-24在投彈前被日軍防空砲火擊中,轟炸員緊急將所有炸彈拋棄,副駕駛試圖以無線電聯繫執行救生員任務的潛艦未果,於是透過一架護航的戰鬥機取得救生員潛艦的座標,開始轉向出海。機員在恆春外海目視潛艦後,開始跳傘逃生,在空待命的PBM與B-17分別投下充氣救生筏與救生艇。透過Playmate 6的飛行員駱澤爾上尉(Lt. James D. Roszell)的指揮,石斑魚號潛艦(USS Cabrilla, SS-288)花了兩個小時救起七名跳傘的B-24機員,但是其中一人已無生命跡象,在急救無效後海葬。
打叉的地方即為1945年7月12日第380轟炸大隊B-24墜落地點
美國第5航空隊在7月下旬開始移防,空襲台灣的任務從8月起由第13航空隊執行,空中待命搜救的工作則持續由海軍的第20巡邏轟炸中隊負責,直到戰爭結束。在這段期間,空襲台灣的飛機不曾再被日軍擊落,7月12日的搜救行動就成為台灣空襲中的最後一次海空搜救。
(全文完)

2017年12月15日 星期五

台灣空襲中的海空搜救(二)

2月20日,美國陸軍第38轟炸大隊與第345轟炸大隊聯合執行轟炸嘉義驛車場的任務。首度空襲台灣的第345轟炸大隊飛到屏東一帶時,就因天候不佳放棄轟炸嘉義,32架B-25改在里港、屏東、內埔、潮州、東港一帶投彈。其中第500轟炸中隊一架B-25遭到潮州飛行場的地面防空砲火擊中,在兩架友機伴飛下勉強撐到北島南方海域迫降,機身尾段在迫降過程中折斷,導致整架飛機進水沉沒。由第17巡邏轟炸中隊羅伯茲上尉(Lt. Leon H. Roberts)駕駛的PBM-3就在附近空域待命,立即前往搜救,並在海象惡劣的狀況下冒險降落,但只救起B-25上的兩名機員,其他四人罹難。
PBM-3的檔案照片
過了5天,第3空中突擊大隊第3戰鬥機中隊出動16架P-51到台灣東岸掃蕩機會目標,因台東一帶天候不良,折返到台灣南端繼續掃蕩。在攻擊鵝鑾鼻一座疑似雷達站和地面防空陣地的過程中,兩架P-51被地面砲火擊中。其中一架P-51的飛行員在出海後立刻跳傘,靠著救生衣在海上載浮載沉,友機則在上空戒護,等待救援抵達。由第17巡邏轟炸中隊蓋爾上尉(Lt. Gordon H. Gile)駕駛的PBM在海象不佳的情況下,先降落在另一架P-51飛行員跳傘的地點將他救起,但因為這名飛行員的腿部骨折,所以花了一些時間處置後才起飛前往搜救前一名飛行員。不過當PBM再度冒險在戒護友機指引的位置降落後,在洶湧的海面來回滑行都未發現飛行員的蹤影。由於先前救起的飛行員極度痛苦,必須立刻送醫,Playmate 6只好中止搜救,起飛返航。這架PBM在同一次任務中兩度降落在海上救援,算是相當罕見的。

第17巡邏轟炸中隊派駐仁牙因灣的分遣隊從3月初開始陸續返回雷伊泰灣的基地,美國海軍調派配備PBM-3的第4救援中隊(VH-4)接手。此時日軍飛機對這些水上飛機的威脅已經大為降低,支援台灣空襲任務的搜救飛機待命的空域於是更往北推進到琉球嶼和東吉嶼的上空。
第17巡邏轟炸中隊與第4救援中隊在進駐仁牙因灣期間,都是由水上飛機支援艦虎鯨號(USS Orca, AVP-49)負責維修與後勤支援,圖為虎鯨號的檔案照片
3月15日,由范比伯上尉(Lt. Charles E. Van Bibber)駕駛的PBM(呼號是Playmate 6)在飛往東吉嶼的途中,接到有飛機要在呂宋島西北方海上迫降的訊息,立即前往搜救。這架失事的飛機是隸屬第35戰鬥機大隊的P-47,當天的任務是轟炸高雄火力發電所。飛行員落海的位置海象相當惡劣,Playmate 6利用風浪稍微平息的空檔冒險降落。在救起落難飛行員之後,范比伯上尉認為不該冒險在大浪中起飛,決定以滑行的方式往呂宋島北端海岸前進。然而風浪實在太大,這架PBM過了兩天都還無法抵達海岸,一具副翼也被海浪沖壞,機身開始進水。美軍曾派出一艘驅逐艦前往協助,卻在途中受損而被迫折返。到了第三天,第4救援中隊派出另一架PBM,在空中指引一艘魚雷快艇找到Playmate 6的位置,才將所有人員救回。
美國陸軍第308轟炸聯隊在1945年3月15日的任務指令列出了當天Playmate預定待命的空域及擔任空中掩護的單位呼號
(未完,待續)

2017年12月10日 星期日

台灣空襲中的海空搜救(一)

 美軍飛機從1943年11月25日開始空襲台灣後,首次有飛機遭到日軍擊落,是在1944年8月31日。當天傍晚,第14航空隊派出第308轟炸大隊16架B-24,從中國的柳州起飛,到台灣高雄執行轟炸與佈雷任務。一架第425轟炸中隊的B-24完成轟炸投彈後(已是9月1日凌晨)被擊中,機員在高雄外海跳傘逃生,但是其中只有擔任觀察員的歐尼爾上尉(Captain George K. O'Neil)被日本軍人Masayoshi Kakimoto俘獲,其他機員下落不明。當天另有一架執行轟炸任務的第375轟炸中隊B-24失聯,不過機員或飛機殘骸從未被尋獲。

由於台灣四面環海,境內又無親同盟國的游擊隊,所以美軍飛行員被擊中或故障失事時,必須設法飛往海岸外迫降或跳傘,等待友軍前來救援。目前已知美軍在台灣地區第一次成功搜救的行動,是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在1944年10月大舉出動艦載機攻擊台灣全島期間。在攻擊發起的第一天10月12日上午,第38.2特遣支隊碉堡山號航艦(USS Bunker Hill, CV-17)上的第8艦載機大隊,出動12架SB2C、8架TBM、8架F6F執行當天第二次打擊任務,轟炸台北飛行場的棚廠設施及跑道。F6F在攻擊行動結束返航途中掃射北海岸的船隻,但是馬怪爾中尉(Lieutenant [jg.] John J. McGuire)的座機遭船隻爆炸的破片打中,迫降在鼻頭角外海30海里水下待命的扳機魚號潛艦(USS Trigger, SS-237)附近,由潛艦派員救起。
扳機魚號潛艦檔案照片
其實當時美國海軍負責戰鬥搜救任務的裝備除了潛艦,還有PBY與PBM水上飛機。別號卡塔利娜(Catalina)的PBY有一具又寬又大的主翼,由於它開始服役的時間較PBM早,數量也比較多,所以空中搜救任務就因為PBY的特殊外型而有「小飛象」(Dumbo,1941年一部迪士尼卡通的主角)的暱稱。不過這兩種大型水上飛機在部署時,還必須搭配負責維修與後勤補給的支援艦(Seaplane Tender)。美軍在1944年10月時的勢力尚未及呂宋島,而水上飛機支援艦因為本身的武裝薄弱,只能在有友軍掩護的菲律賓南部水域作業,台灣遠在水上飛機的有效航程之外,所以台灣沖航空戰期間就只能依賴潛艦執行戰鬥搜救任務。
PBY的主翼跟機身比起來真是又寬又大
美軍在1945年1月登陸呂宋島的仁牙因灣(Lingayen Gulf)後,逐步取得呂宋島各地及沿海的控制權,配備PBY或PBM的海軍巡邏轟炸中隊(Patrol Bombing Squadron)也陸續北上部署。原本部署於菲律賓南部雷伊泰灣的第54巡邏轟炸中隊,在1945年1月10日派出一支由5架PBY-5A組成的分淺遣隊到仁牙因灣,接受海軍第73.2.2特遣分隊(Task Unit 73.2.2)的指揮,專門待命執行海空搜救任務,成為第一支進駐呂宋島地區的空中搜救單位。
PBM與水上飛機支援艦
一個多月後,第54巡邏轟炸中隊奉命移防回美國本土,仁牙因灣的待命搜救任務在2月中由第17巡邏轟炸中隊派出一支配備6架PBM-3的分遣隊接替。不到一個星期,第17巡邏轟炸中隊這支分遣隊就成功完成了一次跟台灣空襲有關的海空搜救任務。
(未完,待續)

2017年12月3日 星期日

美軍B-29空襲台灣的起源(三)

前一篇提到美軍在1944年6月15日發動奪取馬里亞納群島的掠奪者行動,出兵登陸塞班島。這不單單是為了建立B-29出擊日本本土的根據地,還是美軍的太平洋地區反攻計畫之一環。美軍在1944年3月訂定的太平洋地區反攻計畫分成兩個主軸進行:一方面由尼米茲的艦隊從馬里亞納群島、加羅林(Caroline)群島、帛琉推進,準備在1945年2月15日登陸台灣;另一方面由麥克阿瑟從新幾內亞進攻,先於1944年11月15日登陸民答那峨,再視情況決定是否登陸呂宋。如果美軍決定進攻呂宋,日期將訂於1945年2月15日,登陸台灣的日期則順延。

1944年5月3日,美軍的參謀長聯席會下令史迪威擬定從中國地區支援登陸台灣的空中作戰計畫,除了要求他運用麾下的空中武力,也要他跟第20轟炸機指揮部協調,以B-29轟炸機提供戰術性的空中支援。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在1944年5月3日給史迪威的指令局部文字(VLR是Very Long Range的縮寫,意指B-29)
美軍花費大量資源透過駝峰空運執行馬特洪峰行動,是要盡早對日本的戰略目標進行持續性的轟炸。如今為了登陸台灣而準備動用B-29執行戰術性空襲,並非馬特洪峰行動的目的,所以史迪威在5月28日回覆給參謀長聯席會的作戰計畫就特別提到,支援登陸台灣的477架次任務所需的燃料與彈藥也要額外(in addition)從印度空運到中國,以免影響到馬特洪峰行動原本的任務:
史迪威在1944年5月28日回覆給參謀長聯席會的作戰計畫中,關於運用第20轟炸機指揮部B-29的局部文字
第20轟炸機指揮部在6月15日完成馬特洪峰行動的八幡製鐵所夜襲任務後,因為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將軍對首任指揮官伍爾夫在作戰上的表現不甚滿意,所以在7月初把他調回美國,遺缺由第58轟炸聯隊聯隊長桑德斯(LaVerne G. Saunders)暫代。一個半月後,在歐洲戰場上戰功彪炳的李梅將軍(Curtis E. LeMay)從華府飛抵印度,在8月29日接下了第20轟炸機指揮部指揮官的職位。

李梅到任後,一方面繼續執行馬特洪峰行動的戰略轟炸任務,一方面也準備以B-29支援美軍在太平洋地區的作戰,美軍為後者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代號:PAC-AID。不過尼米茲此時尚未訂出詳細的作戰時間表,所以當李梅向華府的第20航空隊總部要求進一步指示時,總部方面也只能要他參考史迪威在5月底所提的方案(見以下文件)。
過了幾天,羅斯福、邱吉爾與美英兩國的聯合參謀長團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集會討論,將太平洋地區的作戰時間表略作調整。登陸民答那峨的日程不變,但是預計在1944年12月20日登陸雷伊泰島(Leyte),次年3月1日進攻台灣與廈門,另一個方案則是在2月20日攻打呂宋(見以下文件)。
魁北克會議於9月9日的會議紀錄,Sarangani Bay是民答那峨南部的一個海灣
此時的太平洋戰場瞬息萬變,由於日軍的抵抗遠較預期薄弱,所以美軍在9月中旬將登陸雷伊泰島的日期提前到10月20日:
李梅在9月底接獲指示,PAC-AID的首次任務將以台灣岡山的日本第61海軍航空廠為目標,時間暫定於10月10日到14日之間(見以下文件)。
關於第20轟炸機指揮部在1944年10月間執行PAC-AID任務,及1945年1月間又三度空襲台灣的細節,請參考拙作《空襲福爾摩沙》,本文不再贅述。此處要特別指出的是,第20轟炸機指揮部的B-29在1945年1月17日空襲新竹飛行場後,就結束了對PAC-AID行動的支援,甚至再也不曾從成都地區的前進基地出擊。

總而言之,美軍的B-29在1944年10月及1945年1月間對台灣發動的空襲,都是PAC-AID行動的一環,不屬於馬特洪峰行動。然而無可否認的,這些空襲台灣的行動確實是建立在馬特洪峰行動所奠定的基礎之上,因為如果沒有馬特洪峰行動,就不會有成都地區的前進基地,B-29也就無法在這個階段轟炸台灣。這其中的差異相當微妙,對一般大眾可能無關緊要,但是對於台灣空襲的研究而言,就必須清楚的區分。

PAC-AID與馬特洪峰行動容易混淆,除了因為前者發生於後者進行的期間,另一個原因是馬特洪峰行動在中間曾經調整了戰略轟炸目標的優先順序,而調整後的重點目標跟PAC-AID的目標又有所重疊。

原本馬特洪峰行動的首要目標是日本鋼鐵工業的煉焦爐,但是到了1944年夏天,第20航空隊總部的幕僚開始把焦點轉移到日本的航空工業上。10月初,第20航空隊總部完成空襲目標的評估報告,將位於九州的大村第21海軍航空廠、九州飛行機株式會社雑餉隈工場、滿州航空株式會社奉天航空廠、台灣岡山的第61海軍航空廠,列為馬特洪峰行動的主要空襲目標。其實這幾座工廠並非日本航空工業的核心,只是從成都起飛的B-29的航程範圍內就只有這些航空相關的工廠。岡山的第61海軍航空廠幾天後就在第一次PAC-AID任務中遭到轟炸,時間點跟第20航空隊調整馬特洪峰行動轟炸目標的報告日期相當接近,所以也很容易讓人以為岡山空襲是馬特洪峰行動的一部分。

下表列出了第20轟炸機指揮部所有的B-29空襲任務,可以看到1944年10月的台灣空襲後,第20轟炸機指揮部執行了幾次空襲大村及滿州地區航空廠的任務,但是煉焦爐空襲任務就未再出現過:

3月30日的新加坡空襲任務結束後,第58轟炸聯隊的B-29陸續經由中國移防到馬里亞納群島上的基地,改隸於第21轟炸機指揮部之下,與第73、313、314、315轟炸聯隊的B-29並肩作戰。而只剩下一個空殼的第20轟炸機指揮部本部則繼續留在印度,直到7月初才調往沖繩。然而它在沖繩不到半個月就被裁撤,大部分的人員改隸從歐洲戰場調來沖繩的第8航空隊本部。一個月後,日本即宣布投降。(全文完)

2017年11月19日 星期日

美軍B-29空襲台灣的起源(二)


美國陸軍第一個配備B-29的聯隊––第58極重型轟炸聯隊(58th Bombardment Wing [Very Heavy]),於1943年6月初在喬治亞州的馬里塔(Marietta)陸航基地成立,準備接收首批150架B-29。三個月後,這個聯隊遷到堪薩斯州斯摩奇山陸航基地(Smoky Hill),與波音公司B-29生產線之一的威奇塔(Wichita)工廠為鄰。馬特洪峰行動預計由兩個B-29的聯隊組成攻擊主力,所以美國陸軍在11月27日再成立了第73極重型轟炸聯隊(以下極重型轟炸聯隊均簡稱為轟炸聯隊,省略極重型三字)。美軍在同一天也在斯摩奇山基地成立第20轟炸機指揮部(XX Bomber Command),統轄第58與第73聯隊,由伍爾夫擔任首任指揮官,隸屬在陸軍第2航空隊(Second Air Force)之下。

1944年1月5日,陸軍參謀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告知駐中緬印戰區美國陸軍司令史迪威,未來第20轟炸機指揮部將由參謀長聯席會負責督導,史迪威則負責直接的指揮與管制。然而華府的美軍幕僚也在醞釀要改變這種由戰區指揮官負責的機制,一方面因為B-29被賦予的腳色是執行戰略性轟炸任務,而不是支援戰區內的戰術性任務;另一方面,B-29的航程足以跨越不同的戰區執行任務,指揮權的劃分該以出發地還是目標區所在的戰區為準?更何況亞太各戰區的高級將領之間的心結早就不是秘密(例如太平洋戰區的尼米茲與西南太平洋戰區的麥克阿瑟、中國戰區內的史迪威與陳納德),將B-29劃分到任何戰區之下都有可能顧此失彼。

1944年4月4日,美軍國陸軍的第20航空隊在華府成立,由參謀長聯席會直接指揮,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將軍則兼任第20航空隊的司令。所有跟B-29相關的部署與運用,都由參謀長聯席會決定,第20航空隊司令負責執行。第20轟炸機指揮部於是從第2航空隊改編至第20航空隊之下,不隸屬在任何戰區。

這份1944年4月4日的文件宣布第20航空隊成立

這份組織圖是上述文件的附件,說明了第20航空隊在組織架構上的位置(點擊可放大)

當蔣介石從史迪威那邊得知第20航空隊成立的訊息後,表示中國境內的B-29應該歸他指揮,畢竟他身為中國戰區的聯軍統帥,第14航空隊也是要聽他的。史迪威把蔣的意見透過馬歇爾將軍上報到羅斯福總統,美軍認為蔣的要求其實只是面子問題,於是羅斯福在4月12日拍電報給蔣說明原委。除了表示這種安排是為了達到最佳的作戰效果,並告知有關B-29的任務指令一定會知會中國戰區聯軍統帥,請蔣居中協調B-29的任務與戰區內其他單位的作戰任務。蔣介石在23日回覆,表示他理解如此安排的目的,而且會盡力做好協調的工作。


馬歇爾在這份寫給羅斯福總統的備忘錄中,指出蔣介石要求B-29歸他指揮。

從1944年3月起,第20轟炸機指揮部與旗下第58轟炸聯隊的人員分批飄洋過海抵達印度,B-29也從4月初開始陸續飛抵。4月24日,第一架飛抵中國境內的B-29降落在廣漢機場,距離機場動工僅三個月。

前面提過,馬特洪峰行動原定配置兩個B-29的聯隊。然而在第20航空隊成立後,美軍決定啟動開羅會議中另一項運用B-29的計畫,從馬里亞納群島出動B-29空襲日本本土。因此,原本也要進駐印度的第73轟炸聯隊,將在美軍攻佔馬里亞納群島後,改為進駐關島、塞班島、天寧島的機場。從此,馬特洪峰行動就變成第58轟炸聯隊的獨角戲。

第一架降落在中國境內的B-29,其組員正列隊接受歡迎

第58轟炸聯隊的B-29在1944年6月5日首次出擊,這次空襲任務於被定位成一次實地測試(Shakedown Mission),目標是曼谷的一座鐵道工廠。然而起飛地點並非位於成都的前進基地,而是從加爾各答地區的駐地出發。曼谷任務的次日,第20轟炸機指揮部接獲來自第20航空隊的指令,第二次任務將在夜間空襲位於日本九州八幡地區煉鋼工業。

早在開羅會議召開之前,陸軍航空隊的幕僚單位作戰行動分析委員會(Committee of Operations Analysts),已經對日本境內的戰略目標做過詳盡的研究,並建議攻擊以下六大類的戰略目標:1)港口與海上的商船,2)鋼鐵工業(主要目標是煉焦爐),3)都會中的工業區,4)飛機製造廠,5)軸承工業,6)電子工業。雖然這個委員會並未指定這六類目標的優先順序,他們在報告中的文字敘述卻隱約暗示要盡快摧毀日本鋼鐵工業中的煉焦爐。

從成都起飛的B-29之航程並不及日本的本州,但是日本(包括其殖民地)鋼鐵工業主要的煉焦爐卻正好集中在這些B-29的作戰半徑內。馬特洪峰行動的第二次空襲任務以煉焦爐為目標,也就理所當然。而且官營的八幡製鐵所是日本的主要鋼鐵工業設施之一,當地還有三座大型的煉焦爐。

這次八幡空襲任務是1942年4月杜立德率領B-25轟炸東京等大城之後,美軍飛機再度空襲日本本土。除了對馬特洪峰行動本身具有象徵性意義,任務特別選擇在6月15日執行,也是因為太平洋上的美軍在這一天發動奪取馬里亞納群島的掠奪者(Forager)行動,出兵登陸塞班島。


這份文件指出第20轟炸機指揮部第二次任務與掠奪者(Forager)行動的關係

然而B-29在6月15日夜襲八幡製鐵所的任務並不成功,只造成非常輕微的損害。從八幡空襲後到同年9月底止,馬特洪峰行動一共執行了七次空襲任務,其中有六次是從成都地區出擊,當中又有四次是針對日本的鋼鐵工業。


八幡地區空照圖,煉焦爐位於右上方編號1的位置(點擊可放大)

寫到這裡,台灣都還沒有出現,因為以上的鋪陳是為了接下來要顯現B-29空襲台灣跟原先馬特洪峰行動規畫的差異,且看下回分解。

2017年11月6日 星期一

美軍B-29空襲台灣的起源(一)

1944年10月14日,從中國成都周邊四座機場起飛的美國陸軍第20航空隊B-29轟炸機,轟炸了位於岡山的日本海軍第61航空廠,這是美軍的B-29首次空襲台灣。在1944年10月及1945年1月這兩個月裡,B-29陸續又對屏東、高雄、台南、基隆、嘉義、新竹等地的目標發動空襲。這些空襲台灣的任務,與美軍的「馬特洪峰」(Matterhorn)行動有密切的關係,但真要追根究底起來,其實都不屬於馬特洪峰行動的一部分(不過可能也只有軍宅一族才對這極微妙的差別感到興趣吧!)

馬特洪峰行動的前身,可以追溯到美軍在1943年8月提出的一項代號為「落日」(Setting Sun)的作戰計畫。這項計畫的核心,是在中國長沙往南北伸展各約400英里的軸線上開闢20座機場,作為美軍B-29轟炸機的基地(下圖中兩條弧線交叉的區域)。當時B-29尚未服役,但是按照美軍的估計,掛載10噸炸彈的B-29作戰半徑可達1500英里,所以從這些機場起飛的B-29能夠涵蓋大部分位於日本本土的重要戰略目標。這些B-29所需的油彈補給物資,則是利用4000架以B-24改裝而來的運輸機,從印度的加爾各答空運到中繼站昆明,再轉運至B-29進駐的各機場。
然而美軍中緬印戰區指揮官史迪威將軍(Joseph W. Stilwell)認為落行動的規劃過於樂觀,而且忽略了許多在後勤支援上可能遇到的問題。史迪威提出了另一個版本的規劃,代號為「暮光」(Twilight)。B-29將長駐於加爾各答地區的機場,在執行空襲日本本土的任務前再部署到湘桂黔鐵路沿線上的衡陽、遂川、桂林、柳州等機場,作為前進基地。空襲任務所需的油料一部分由B-29自己從加爾各答運往前進基地,另一部分的油料及彈藥則以運輸機空運。

華府的美軍幕僚認為暮光行動可行,因此美國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將軍(Henry "Hap" Arnold)指示負責B-29計畫的伍爾夫准將(Kenneth B. Wolfe),以暮光行動為本,提出更進一步的作戰計畫。伍爾夫建立一個B-29轟炸機司令部,下轄兩個聯隊,每個聯隊各擁有四個大隊的B-29。這些B-29同樣是以加爾各答為根據地,空襲日本任務的前進基地則設在桂林周邊的機場。不過由於史迪威認為必須動用到中國軍隊的五十個精銳師,才能有效防衛這些位在桂林一帶的前進基地,美國陸軍航空隊的幕僚建議將前進基地設在較容易防禦的成都,伍爾夫從善如流、採納了這項建議。

1943年10月13日,阿諾批准了伍爾夫的規劃。陸軍航空隊經過後續的修正與精進,在11月9日呈報這項正式名稱為「提早對日本持續進行的轟炸行動」(Early Sustained Bombing of Japan)。雖然美國總統羅斯福即將在11月下旬舉行的開羅會議中,與英國的邱吉爾首相與中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蔣介石委員長會談,但是他在聽取這項B-29轟炸計畫的報告後,在10日就立即發電報給這兩位盟國的領袖,請他們分別協助取得B-29在印度及中國境內基地所需的土地和後續興建工作。
這封由阿諾將軍署名的信函附件之一,就是羅斯福總統請蔣介石協助興建中國境內B-29基地的電文。其實我也有這份電文,但請容許我賣個關子,日後另找機會公開。
11月18日,美軍將前述B-29轟炸日本的計畫提交到美軍與英軍參謀長共同組成的聯合参謀首長團(Combined Chiefs of Staff)進行討論。蔣介石僅参加開羅會議的第一階段(11月22至27日)便返回中國,之後羅斯福與邱吉爾前往德黑蘭與史達林會談,再返回開羅進行第二階段(12月2至7日)的會議。以成都作為B-29前進計畫的轟炸行動此時被賦予了馬特洪峰的行動代號,而原本以桂林周邊作為前進基地的暮光行動也改以龍獸(Drake)行動的新名稱,跟馬特洪峰行動一併在開羅會議中被討論。
這份文件同時出現了Matterhorn跟Drake兩項計畫的名稱
12月6日,美、英兩國政府批准了馬特洪峰行動,不過同時也核准了其他運用B-29攻擊日本本土的行動計畫。其中包括未來美軍收復馬里亞納群島後,從關島、塞班島、天寧島等地出動B-29轟炸日本本土的計畫。

馬特洪峰計畫預計在中國成都周圍開闢五座作為B-29前進基地的機場,其中一個預定地後來被規劃成戰鬥機專用,最後完成的B-29機場坐落於新津、廣漢、邛崍、彭山等四個地點。美軍在1945年1月也規劃於昆明及桂林一帶開闢可供B-29起降的機場,不過這幾座預定的B-29機場與前述改成戰鬥機使用的機場,後來都因為中、美兩國對於中方要求美方支付的興建經費有歧見而中止興建。
去年5月11日的【中時電子報】刊登了一篇題為《二戰原子彈計劃 中國扮要角》的文章,其中提到「﹍在發生於1943年11月底的開羅會議上,蔣中正除了替中華民國爭取到台灣與澎湖在戰後的回歸外,最大的成就可能就是說服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總統做出將B-29轟炸機部署到中印緬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的決定。﹍」但是從歷史文件來看,這段文字只是為蔣介石臉上貼金,並非史實。美軍早在開羅會議召開前幾個月就研擬B-29部署到中國戰區的計畫,而且是羅斯福在開羅會議前主動請蔣介石協助,不是蔣介石在會議中說服羅斯福

【中時電子報】這篇文章另外以第20航空軍司令來稱呼李梅(Curtis E. LeMay),還提到第20轟炸機司令部於1945年3月調往馬里亞納群島,其實都不正確。細節就等日後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