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而不見

下圖來自美軍第14航空隊在1944年4月製作的《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編號30的地標被美軍判讀為日軍砲兵基地，但其實這裡就是關著聯軍戰俘的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在此之前，無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是英、美的利益保護國代表，都未曾訪視過已遷到此處的第四分所，因此美軍無從得知它的存在。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美軍剛開始偵照臺灣時，都是從高空拍攝，所以實在無法從這張1944年3月的照片看清楚第四分所的配置。但根據美軍在同一份文件的判釋結果，這裡有18棟大型兵舍及18棟較小型的建築，大致與戰俘在戰後的描述符合。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面這張由B-29在1944年10月從高空拍攝的照片，勉強可以在編號1的位置看到緊鄰第四分所的海豐厝國民學校內角分教場操場（今內角國小），第四分所就在編號2的位置，不過還是不清楚。有趣的是，1944年3月照片上被標示為假機場的兩個地標中，北邊的那一個已經不見了，南邊的則因為有雲層遮蔽而無法確定。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當美國的CORONA衛星在1966年拍攝以下照片時，無法確定第四分所的建築仍留在原地（編號2），但內角國小的操場依然可見（編號1）。1944年3月照片中假機場的南、北跑道此時都已不見蹤影，所以1944年10月照片的雲層之下很可能也沒有南跑道了。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Google Earth提供的2002年9月衛星照片，在假機場南跑道的位置出現了長條狀的戰車射擊場，這大概只是個巧合，因為1966年的衛星照片就不見其蹤跡，所以不可能是日本時代留下的遺跡。

（Google Earth）

坐在電腦前當偵探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軍派出中國戰區搜救隊（China Theater Search Detachment）的人員來台，搜尋戰時在台灣失蹤的美軍飛行人員（請參考《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過他們並未尋獲任何生還者，至於在台灣各地找到的美軍遺體，則先轉運至上海，再送回美國。

時至今日，仍有部分美軍遺骸尚未確認身分。幾天前，一位從事這方面調查研究的美國人，請我協助找出案號 X213 人員失事位置的 Chikuto Airfield（竹塘飛行場） 在哪裡，因為當時各種美軍地圖上都找不到名稱相同的機場。這對我來說並不難，很快就確定是日軍的北斗飛行場（位在當時的北斗郡，如以現在的行政區來看，是在竹塘鄉和埤頭鄉境內，反而不在北斗鎮），美軍稱之為溪州飛行場（Keishu Airfield）。下圖是美軍在1945年1月拍到的北斗飛行場空照，可見兩條大致為南北走向的跑道，與多條滑行道。

北斗飛行場空照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這位美國研究者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中國戰區搜救隊在1946年訪問飛機墜毀目擊者莊仁和的紀錄（如下圖）。根據莊先生的描述，在1944年10月12日上午11時左右，三架美軍飛機來襲，其中一架在低飛掃射時撞到甘蔗後爬升不及而墜毀，飛機斷成好幾截，不過沒有起火，飛行員則當場死亡。

找遍1944年10月12日當天空襲台灣的各單位作戰報告，沒有任何一份提到有飛機墜毀在溪州飛行場（即日軍北斗飛行場）一帶。唯一提及溪州飛行場的任務，是艾塞克斯號航艦第15戰鬥機中隊在清晨執行的戰鬥機掃蕩，第15戰鬥機中隊雖然損失了三架F6F，但都是在海上迫降。

第15戰鬥機中隊作戰報告裡的地圖畫出了溪州（北斗）飛行場東、西兩條跑道，分別是編號7與8。

列克星頓號航艦上的第19戰鬥機中隊也執行了同一波的戰鬥機掃蕩任務，不過飛行員對於攻擊了哪一座機場的說法分歧，有的飛行員說是台中飛行場，有的說是豐原飛行場（日軍公館飛行場），也有人語帶保留的只說是不知名的機場。但值得一提的是，作戰報告提到艾塞克斯號的戰鬥機也在同一空域。第19戰鬥機中隊在這次任務中損失了兩架 F6F，其中一架失事的情況，跟莊仁和的描述非常相似，都是三架飛機在掃射時，其中一架俯衝後未能及時爬升而墜毀：

第19戰鬥機中隊作戰報告對於一架 F6F 失事的描述。

讓我肯定 X213 就是第19戰鬥機中隊飛行員的關鍵原因，是負責中台灣空域的第38.3特遣支隊（Task Group 38.3），當天沒有其他單位的 F6F 墜毀在台灣的陸地上。雖然作戰報告中仍有跟莊仁和所述牴觸的部分，例如發生的時間與飛機墜毀後起火與否，不過這兩點都還可以用戰爭中的混亂與模糊來解釋。

如果我這個坐在電腦前辦案的偵探推論正確的話，X213 的身分便是第19戰鬥機中隊新任中隊長庫克（Franklin Eugene Cook, Jr.）少校。希望美方可以循著這條線索，透過齒科病歷或是 DNA 鑑定，盡快確認身分，讓亡者安息。

美國海軍官校1939年畢業紀念冊《Lucky Bag》裡的庫克。

二戰中首位在臺被俘美軍

臺灣俘虜收容所在1942年開設後，馬上就有美軍戰俘被關押在此，但這些美軍幾乎都來自菲律賓戰場，並非在臺灣被俘。

1943年11月25日，新竹飛行場遭到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轟炸，是美軍空襲臺灣之始。1944年1月11日晚間，第14航空隊出動B-24重型轟炸機，其中六架先對位於高雄市的日本鋁株式會社投下炸彈，製造混亂，另外三架B-24隨後趁隙飛抵高雄港外投下水雷，是美軍首次在臺灣周邊執行的空中佈雷任務。

第14航空隊1944年的轟炸與佈雷任務統計 (14th Air Force 1944 Annual Summary)

此後，第14航空隊又零星的執行了幾次高雄港外的佈雷任務。1944年8月31日，第14航空隊再度出擊，準備由12架B-24轟炸高雄港的碼頭與船隻，再以四架B-24在高雄港的防波堤外投下水雷。

執行轟炸任務的B-24在晚間飛抵高雄港時，當地氣象並非如早先預報所說的多雲，而是明月高掛。日軍佈署在高雄港周邊的探照燈開啟搜索敵機，地面與船艦上的槍砲也猛烈對空射擊。

在第二代臺南海軍航空隊擔任教官的谷水竹雄飛行兵曹，接獲美機來襲的警報後，率先跳上一架零式戰鬥機起飛前往攔截。夜戰經驗豐富的谷水竹雄在夜空來回穿梭，一架B-24被他擊中後冒出火焰，逐漸失去高度後墜入海中。另外一架B-24也被谷水擊中，但是這架受損的B-24最後仍脫離現場。

谷水竹雄 (Public Domain)

負責佈雷的B-24在前一波的轟炸任務結束後飛到目標區，機上乘員遠遠的就看見高雄方向冒出熊熊火光。當他們接近高雄港的防波堤外海面時，日軍再度發射防空砲火，這四架B-24分別投下水雷後，立刻貼近海面飛行躲避日軍的砲火，迅速飛離目標區。

被谷水竹雄擊落的B-24在墜毀前，大約有五名乘員跳傘逃生。駐防在琉球嶼的日本軍人垣本（音譯）得知有敵人落海，便率領幾位村民前往搜索，一名生還的美軍機員被尋獲時，曾掏出手槍射擊，但遭垣本開槍回擊後遭到制伏。

這位第14航空隊總部的助理作戰官歐尼爾上尉（Captain George K. O'Neil），於是成為第一位在臺灣被俘的美軍人員。不過日軍並未將他關押在臺灣俘虜收容所，而是在幾天後用飛機送到東京憲兵隊偵訊，旋即移管至東京俘虜收容所本所。

歐尼爾上尉幸運的存活下來，在日本投降後被美軍同袍解救回國。美軍曾在1946年派員來臺搜尋同機其他成員的下落，但均無所獲。

傲慢或偏見？

（UK National Archive）

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後的日本成了戰敗國。幾天後，原本由臺灣軍羈押的11名美軍飛行人員，被送往臺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等待後續處理。但是不到兩個月前，另外14名被俘美軍飛行人員被日軍以戰犯罪名槍斃。

我們現在看到對這起槍殺事件的主流描述，只有這14名美軍在失事被俘當時執行的任務，接下來快轉到他們在一天之內被日軍速審速決，然後就跳到他們遭到槍斃的日子。但其實目前廣為流傳的槍決地點並不正確，這些美軍也從未被日軍關在臺北刑務所。每年6月19日為了紀念被槍殺美軍而在臺北刑務所遺址舉行的儀式，距離實際案發位置仍有數公里之遙。

1945年6月19日在臺北發生的美軍槍殺事件，日軍是不折不扣的加害人，末代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在戰後因此案被捕，還有多人依戰犯罪名判刑確定。一般人的心理多半會站在犯罪事件中受害的一方，比較不會相信加害方的說法。也許基於這種同情被害方的偏見，目前看到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極少採用日軍人員的說法。

但有沒有可能日軍方面的說法是被戰勝國的傲慢刻意忽視，甚至抹除？由於這14名美軍已被槍決身亡，其他在臺聯軍戰俘也無人目擊，如果不使用日方的說法，我們現在看到對這事件的（錯誤）描繪究竟來自何方？

我們能不能先拋開戰勝國的傲慢和被害人的偏見，用嚴肅的態度檢視日軍對此事件的講法？不然每年看到一群誠心誠意參加儀式的人為不在此處發生的悲劇默哀，總覺得有些尷尬。

臺北鐵道工場的戰俘足跡

曾經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經典老片《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是以聯軍戰俘在日軍奴役下修建的泰緬鐵路為背景。被關押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聯軍戰俘，也有少數被日軍強迫為臺灣的鐵道工作，地點就在目前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所在的前臺北鐵道工場。

戰後附在戰犯審判文件裡的臺北鐵道工場配置圖 (UK National Archives)

初期只有三十名左右大直第六分所的戰俘為臺北鐵道工場工作，日軍每天安排車輛從大直載運他們到松山上工，工作結束後再送回第六分所。除了臺北鐵道工場，另有若干戰俘被派到附近的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工作。

臺北鐵道工場配置圖的右上角放大後，可以看到標記戰俘（POW）使用的浴場及餐廳 (UK National Archives)

1945年6月17日美軍空中偵察照片裡的臺北鐵道工場浴場及餐廳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後來日軍陸續將入伍前擔任過技術工人的其他分所戰俘移管到第六分所，以便支援鐵道工場的工作。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當初為鐵道工場申請使用戰俘的目的，主要是修理鐵道車輛。但是有戰俘在戰後宣稱日軍強迫他們製作或修理飛機零件，而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得讓戰俘從事兵器彈藥的製造工作，所以有一名英軍戰俘拒絕執行相關工作，結果不但遭到日軍毆打，還被處以重營倉10日的懲罰。

被處重營倉10日的英軍戰俘銘銘票背面註記 (UK National Archives)

由於日本的運輸船團屢遭美軍潛水艇的伏擊，日軍從東南亞掠奪的石油難以運往臺灣及內地，燃料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這也影響到每天從大直分所到鐵道工場的戰俘交通。於是臺灣軍在臺北鐵道工場與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之間覓得地點，設置第六分所松山分遣所，收容在這兩處場所工作的戰俘。在戰爭結束時，松山分遣所有大約一百名聯軍戰俘。

誰逮捕了安藤利吉?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在臺灣的最後一任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在前來佔領臺灣的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警備總司令部命令下，頭銜改成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接受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指揮，協助中方的接收作業及日方軍民的遣返。

聯軍的戰罪調查小組經過數月的調查，在1946年1月透過中國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向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下達命令，要求交出53名戰犯或嫌疑人，以接受偵訊。這批名單牽涉的案件中，與戰俘相關的有臺灣俘虜收容所虐待戰俘案、美軍飛行人員審判及審問案，安藤利吉雖然跟這兩大案都有關係，卻不在這53人的名單上。

遣返日本在臺軍民的行動於1946年4月進入尾聲，美軍請求中方將安藤利吉與諫山春樹等人逮捕後引渡交與美軍。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4月13日派員至安藤官邸將之逮捕，經審訊後將安藤等人交由美軍代表蒙那上尉運往上海。細看逮捕當時所攝照片（見下圖）的左半部，可以看到安藤是接受一位中國軍官的逮捕，這名軍官身旁還有兩名具有西洋臉孔的人士，他們究竟是誰？

(國家圖書館)

由於安藤曾是臺灣末代總督，他的逮捕象徵日本治臺時代的真正完結，是臺灣史上的重要事件。不過我在臺灣的數位典藏資源卻找不到逮捕行動的詳細描述，即使提供上圖的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展覽，也只有提到安藤與諫山二人。鈴木茂夫著《台灣處分一九四五年》一書描寫的安藤逮捕事件，將日期記為12日，文中僅敘述中國軍隊奉警備總司令部之命執行逮捕，未提及當時有西方人在場，也沒有寫出安藤與諫山以外人士的姓名。

負責將安藤等人押解到上海的美軍軍法官蒙那上尉，在此事件的二十多年後，接受一家美國報社的採訪。根據他的回憶，由三名美國人與五名英國人組成的聯軍戰罪調查小組，在取得中國方面的協助後，前往臺灣逮捕安藤。照片左四即為蒙那，左二則是前金瓜石分所戰俘Crossley少校，不過蒙那並未說明負責的中國軍官是誰。

令人玩味的是，不論在國史館或檔案管理局的相關數位檔案中，都只有記載美軍的戰罪調查小組在臺灣逮捕日軍戰犯，完全看不到英軍的參與。然而在蒙那描述的調查小組中，英軍的人數還多於美軍。為什麼英軍的角色會消失？是當初就未記載於檔案中，還是相關檔案尚未數位化提供查詢？

刺尾鯛號軼事

刺尾鯛號（USS Tang, SS-306）是美國海軍在二次大戰期間一艘戰功彪炳的潛水艇，擊沉的日本船艦超過三十艘，擊沉噸位是全軍潛水艇之冠，曾經兩度獲得總統表揚單位（Presidential Unit Citation）的殊榮。艇長歐肯（Richard H. O'Kane）少校則在戰後獲頒代表美國軍人最高榮譽的榮譽勳章（Medal of Honor）。

諷刺的是，刺尾鯛號的命運竟然是終結在自己的手中。1944年10月25日凌晨，刺尾鯛號在臺灣海峽擊沉日軍船團的江原丸、擊傷松本丸後，將最後兩枚Mk 18魚雷朝向松本丸發射。其中一枚竟然偏向，繞了一圈後擊中刺尾鯛號的尾部，導致刺尾鯛號沉沒。艦上87名官兵，僅有九人逃生後被日軍艦艇救起，其中包括艇長歐肯。歐肯等人於是成為戰俘，在戰俘營中慘遭虐待，直到日本投降後才被美軍救出。

重獲自由的歐肯 (US Navy)

熟悉太平洋戰爭的網友，對於刺尾鯛號生還者的故事應不陌生。較不為人知的，是歐肯艇長等人由日艦救起後，首站被送到臺灣，成為在臺戰俘。不過跟其他數千名關押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聯軍戰俘比起來，這幾名潛水艇上的成員具有極高的情報價值，所以歐肯跟其他生還者在大約一個星期後，就被轉送到日本內地的大船收容所。

大船收容所從1942年夏天開設到戰後關閉為止，於所內死亡的聯軍戰俘不到十人，死亡人數是各俘虜收容所中相對較少的。然而在死亡的五名美軍戰俘中，就有三人是臺灣沖航空戰期間在臺灣被俘，或從他處轉送來臺的艦載機飛行員。雖然歐肯曾被拘留在臺灣，卻是進了大船收容所後才結識這些也曾經是在臺戰俘的飛行員。

戰後，大約三十名大船收容所的日軍管理人員，因虐待俘虜而遭到戰犯法庭起訴。在審判期間，美國海軍特別讓歐肯等三名刺尾鯛號的成員，以執行短期任務的名義，回到當年被拘留的日本，在戰犯法庭上為這些死亡的戰俘作證。官階只有少尉的大船收容所長飯田角蔵，及衛生曹長北村末得治，被判處絞刑，是判刑最重的兩人，但後來減為30年徒刑。

Seeing Is Not Believing

(The News of Tonawanda)

上圖是一則刊登於1945年10月19日《The News of Tonawanda》的新聞，大意是戰後到臺灣調查的美軍人員找到15個裝有美軍遺骨的骨灰罈，其中14人是1945年6月19日被日軍槍決的美軍飛行人員。右側那一欄指出第15個骨灰罈屬於陸戰隊飛行員 Joseph F. Florence，並說明他是在宮古島遭到日軍俘虜，之後在日軍以飛機載運飛往臺灣途中，因飛機失事而身亡。

下圖來自昭和21年（1946年）2月調製的日軍《第28師團戰史資料》，內容提到一架載有被俘敵軍艦爆機人員的運輸機，於7月11日起飛前往臺灣時失事墜毀，機上九人的遺骨於25日送往臺灣軍司令部。文件雖然沒有記載艦爆機人員的姓名，但其實就是上面報紙提到的 Florence （官階是少尉）。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這兩件來自不同國家、使用不同語言的檔案，在內容上彼此映照，讓我們更清楚了解這事件的始末。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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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慢！後來美軍深入調查，發現 Florence 少尉並非死於墜機，而是遭到日軍槍決！

按照規定，駐宮古島的日軍應該在俘獲 Florence 少尉後，盡速將其送往沖繩本島或臺灣軍司令部。然而當時美軍攻勢猛烈，日軍無法用飛機後送 Florence 少尉，於是把他拘禁在第28師團司令部，之後又強迫他到戰場上處理美軍的未爆彈。到了7月，第28師團長納見敏郎中將（上任前是臺灣憲兵隊司令官）命令下屬處決 Florence 少尉，以免他將日軍防禦工事的情報洩漏給登陸的美軍。 Florence 少尉被槍決死亡後，遭行刑的日軍就地掩埋。

日本宣布投降後，納見中將命令參謀長一瀬壽大佐掩飾 Florence 被殺之事，於是編造了 Florence 死於墜機的故事，並在文書上如此記載。Florence 少尉的遺體則被挖出，火化後裝箱送往臺灣。然而納見中將不久得知自己名列戰犯名單，於是在1945年12月13日畏罪自殺。

Florence 少尉死後三年的1948年7月，當年奉命處決他的四名日軍官兵遭到美軍以戰犯罪名起訴，經過不到一個月的審理，被處以重勞役3到35年不等的刑罰。

儘管 Florence 少尉生前從未以戰俘的身分拘禁在臺灣，美國的戰俘資料庫卻仍將他列為臺灣的戰俘，跟本文所示的兩份文件一樣，都是錯的。

見證臺灣戰俘史的大學長

照片正中坐在地圖下方面對鏡頭者即鈴木源吾 (USS Block Island Cruise Book)

1945年9月5日，兩艘美軍驅逐艦進入基隆港，準備與日軍協商撤離聯軍戰俘。當雙方在蓋瑞號驅逐艦（USS Thomas J. Gary, DE-326）上開會時，是由臺灣總督府臺北經濟專門學校（原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鈴木源吾擔任翻譯（見上圖）。

鈴木源吾於1925年從臺北高等商業學校畢業，同年以公費赴美留學，後於1927年6月20日取得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碩士學位。鈴木後來在威斯康辛大學也通過了攻讀博士必經的 Preliminary Exam，但不知為何最後並未繼續學業，在1929年春返日，次年再回到臺灣。發現他這一段留學歷程讓我非常驚訝，因為這代表我得叫他一聲大學長。

鈴木源吾碩士證書的抄本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1944年10月，美國海軍艦載機大舉進襲臺灣，若干被擊落後生還的飛行人員遭到拘捕，送往臺灣軍司令部偵訊。臺灣軍透過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請鈴木前往司令部擔任偵訊時的翻譯。這是他首度與戰俘事務扯上關係。

日軍後來決定將14名美軍飛行人員以戰犯罪名起訴，鈴木在審判過程中多次負責翻譯。這14名美軍最終被判處死刑，於6月19日執行槍決。臺灣軍也請鈴木前往行刑現場，在必要時為美軍作翻譯。由於鈴木從未親眼看過殺人，所以他在開槍的那一刻不敢觀看。

戰爭結束後，首批來臺的聯軍人員是9月1日從基隆港上陸的美軍 AGAS 聯絡小組。儘管沒有直接證據，但我相信鈴木也是日方與 AGAS 之間的溝通橋樑。鈴木在1948年4月5日致葛超智（George H. Kerr）的信上，提到 AGAS 分成兩組人馬來臺，由 MacLellan 上尉帶隊的人員先搭乘日艦從廈門抵達，由 Johnson 上尉率領的另一組延後了幾天才抵臺。過去我以為是鈴木在回憶時把蓋瑞號艦長 Johnson 中校記成第二組 AGAS 人員，但最近從 AGAS 的報告發現，當時確實是分成兩組分別來臺，鈴木只是把 Jones 上尉誤稱為 Johnson 上尉而已，在此要還他一個公道。

聯軍戰俘離開臺灣後，MacLellan 上尉暫留臺灣調查日軍的戰爭犯罪行為。臺灣軍參謀青木少佐在鈴木的見證下，將一批有關美軍飛行人員的文件交給 MacLellan 上尉，美方從這些文件才得知有14人遭日軍槍決。1946年，諫山春樹中將等人因殺害14名美軍飛行人員遭起訴，鈴木親赴上海擔任證人。

因緣際會，在眾多文件上看到見證臺灣戰俘史的大學長姓名，這是史料自己跑來找我這小學弟嗎？

AGAS研究

美軍艦艇在1945年9月初只花兩天就把大部分被拘留在臺灣的聯軍戰俘順利撤離，9月1日就秘密來臺與日軍交涉的美軍單位 AGAS 功不可沒。不過這個神秘的單位研究起來可不容易，能找到的數位化檔案非常稀少。

根據 Project Eagle: The American Christians of North Korea in World War II 這本書，AGAS 的檔案是在1990年代才解密，但相關文件已經毀於美國國家檔案局的一場大火中（AGAS operations ... were not declassified until the 1990s, after the records of AGAS were destroyed in a fire a the U.S. National Archives.）。我查到美國國家檔案局的火災是1973年發生在聖路易分局，燒燬了大量的美軍人事檔案。除了這本書之外，我還沒有在其他地方看到有人提過 AGAS 相關檔案被燒燬的事，所以我對此持保留態度（因為還是希望有一天 AGAS 檔案會自己跑來找我）。

由於 AGAS 在行文時幾乎都只用縮寫的名稱，本身又有高度的機敏性，即使在同一時期也有友軍單位誤以為 S 是 Service 的縮寫，所以現在的研究者有同樣的誤解就不足為奇。AGAS 在1945年11月底曾就協助解放戰俘的行動寫了一份總結報告《Air Ground Aid Se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a Theater Recovered Personnel Program》，自己總不會在正式報告裡寫錯自己的名字吧，所以 AGAS = Air Ground Aid Section。

至於 Air Ground Aid Section 的中文翻譯，過去我曾經用過「空中與地面救援小組」（2016）與「航空與地面援助處」（2020），但現在覺得這兩種譯名都不妥，問題出在「與」這個字。AGAS 成立時的主要任務，是協助美軍的航空人員在中國境內失事時脫逃與躲避日軍（Escape & Evasion），所以 AGAS 會先對飛行人員進行相關的教育訓練，萬一不幸失事，AGAS 也會設法營救。即使極少數的營救行動會用到飛機，但AGAS 本身並沒有配備飛機，也就不會從空中提供援助，「與」這個字是我過去的誤解。

在9月1日跟 AGAS 一起來臺的黃澄淵，曾用過如下圖的用箋，「輔助空軍地面軍務處」顯然就是 Air Ground Aid Section。雖然當時美國還沒有獨立的空軍，但可以看出 Air 即代表航空隊，Air Ground Aid Section 的意義就是在地面協助航空隊人員的單位。既然當年已經有正式的中文譯名，未來我也會跟著採用。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從這張信箋還可以看出 AGAS 是隸屬美國陸軍的單位。可是9月1日來臺的三名 AGAS 軍官之中，MacLellan 與 Sehon 兩位都是美國海軍備役上尉（海軍的上尉是 Lieutenant，有學者誤以為是中尉），這又是怎麼一回事？

1943年，美國政府與中華民國軍事委員會簽立協定，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 American Cooperativ Organization，簡稱SACO）。美方自己則在海軍內部成立駐中國海軍大隊（Naval Group, China），作為派駐 SACO 人員的所屬單位。9月來臺的 MacLellan 與 Sehon 上尉，原本都是美國海軍派遣到 SACO 的空中作戰情報官（Air Combat Intelligence Officer），但是在1945年被 SACO 借調到 AGAS，所以美國陸軍的 AGAS 裡才有美國海軍的人員。

 

Sehon 上尉曾擔任第62巡邏中隊的空中作戰情報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