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軍空照考證玉里第五分所位置

《Never Forgotten》這本書在玉里第五分所這一章的最末，放了幾張作者認為是分所原址的現代彩色照片，其中第270頁那一張的拍攝角度幾乎跟以下的Google街景一模一樣。

街景照片中的這個廢棄營區位在目前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北側，由新生街與北平路包夾的一塊三角地帶，Google地圖上還特別標記了「花蓮玉里戰俘營」（下圖中的天藍色城堡icon）。只可惜《Never Forgotten》跟Google地圖所說的這個地方並非臺灣俘虜收容所玉里第五分所的正確位置……

(Google)

當年關押歐美高階俘虜的營區，是玉里分屯中隊。根據俘虜的描述，他們住在一棟單層平房式的大型營舍裡。戰俘之一的荷蘭籍將領de Fremery被關押在此時，曾經畫了一張營區的素描，圖中可見他們居住的大型營舍：

(Beeldbank WO2)

這棟營舍出現在以下玉里分屯中隊全景照片的最左側，而這張照片是從營區旁的山坡上往東拍攝的。

(葉柏強提供與授權)

美軍飛機在1945年3月底拍攝了玉里地區的偵察照片，玉里第五分所的戰俘早就移管他處，但是他們早先住過的大型營舍在空照中仍然很容易辨識。下圖是我將美軍空照疊在Google Earth衛星照片上，黃色圖釘標記的就是俘虜當年居住的營舍，跟周遭景物比較，顯得相當龐大。

 B02886_025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Google)

下圖是拿掉美軍空照後的同範圍衛星照片，從黃色圖釘的位置可以知道，玉里第五分所的正確位置是現在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的院區內，而不是在北側那個三角地帶的舊營區。

(Google)

美軍空照的局部放大如下，玉里分屯中隊位在四個箭頭所指示的長方形區塊中。因為該空照是在高空拍攝，解析度較差，下圖曾經調整過亮度與對比。

B02886_025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必也正名乎

由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理事長何麥克（Michael Hurst）先生歷經二十多年研究而寫成的《Never Forgotten》，終於在日前出版問世。這是當今唯一一本講述二戰時期歐美戰俘在臺悲慘遭遇的專書，作者訪談了多達八百名被日軍解送來臺關押的戰俘本人或家屬，在來臺戰俘的個人資料涵蓋上，絕對是世界第一，無他人能及。

由於取材的關係，本書幾乎都是從歐美俘虜的角度呈現，日本方面的史料幾乎都僅以圖片的形式呈現，而且比重非常低。當然，不可能有百分百面面俱到的書，但對我這檔案控來說就有點可惜，尤其是因此而產生的呈現偏差。

本書第105頁與106頁列舉了在臺15處俘虜收容所的編號、名稱與位置，列表中出現像1、1A、1B、2、2A、2B、2C這樣的編號。其實，日軍給予臺灣俘虜收容所的正式編號就只有本所及第一到第六分所，至於作者為何會用1A、2B這種方式表示，我就不是那麼清楚。

要如何稱呼各俘虜收容所，日軍是有明文規定的。其中，於俘虜收容所長所在地設置的收容所，稱為「本所」。用現代的說法，本所就是總部的意思。當日軍決定在臺灣設立俘虜收容所後，本所的地點選在社團法人臺灣教育會所在之臺北市龍口町一丁目一番地臺灣教育會館（見下圖），亦即目前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位置。

官報第4745號 （国立国会図書館）

不過這個地點並不是用來關押俘虜，而是所長及主要幕僚辦公的場所。後來日軍在臺北市大直516番地（現在國防部的位置）興建營房，作為關押戰俘的處所。由於這個地點也在臺北市，所以根據規定，臺灣教育會館與大直的營區都稱為本所，而本所長由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兼任。

本所位在兩個地點，很容易讓人混淆。戰後的戰犯審判中，就曾引起誤解，但沒想到何麥克在書中也只提到本所一次（他翻譯成Headquarters Camp），而一直把大直的營區稱為第六分所。事實上，在臺灣俘虜收容所成立後的第一個年頭裡，第六分所是不存在的。日軍在1943年8月24日將本所位在大直的營區改稱為第六分所後，這個稱呼才出現（見下圖之銘銘票）。

(Crown Copyright)

但龍口町的本所並未消失，所長與幕僚仍在此辦公（此時已有第六分所長負責管理大直營區），直到某一天才遷走（恕我賣個關子）。

《Never Forgotten》也誤解了其他分所之間的關係，例如把鑛窟說成是金瓜石的sub-camp，但兩者都是第一分所，只是存在不同時期，並無上下的隸屬關係。又如把員林分所說成臺中分所的extension，其實也不正確。這些都是未參考日方史料而造成的誤解，我就不多細談。

被命運玩弄的豐福丸生還俘虜

前一篇《來臺的豐福丸遭難俘虜》提到的豐福丸，於1944年7月初從新加坡啟航，船上的貨艙載滿了之前被日軍強迫興建泰緬鐵道的聯軍俘虜，準備後送到日本內地，以補當地勞動人力之不足。豐福丸在短暫中停婆羅洲後，於7月19日抵達菲律賓的馬尼拉。當同行的其他俘虜船陸續再度出航，豐福丸因為發動機的問題被迫滯留在馬尼拉。在修理的期間，日軍不准俘虜下船，全部擠在衛生條件極度惡劣的貨艙裡。當豐福丸終於在9月20日準備離開蘇比克灣，已經在馬尼拉停留了兩個月，大約一百名俘虜在這段期間死亡，遺體只能草草海葬。

豐福丸出海後不久，就在21日遭美軍艦載機攻擊而沉沒。兩艘日本軍艦在幾小時後先營救落海的日軍，再救起大約50名俘虜後，就直接駛向臺灣。我從一份俘虜名冊發現這些被救來臺灣的俘虜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編號是4001到4045，名冊上記載的收容日期都是10月19日，但如同前一篇所述，他們的銘銘票記載的收容日期不一。

其他落海的俘虜，有些自行游泳上岸，有些被日本海軍從當地派出的小型船隻救起，再度成為俘虜。根據日軍的記載，海軍部隊交給比島俘虜收容所附屬病院221名俘虜，另有大約50名由San Fernando警備隊暫時收容。這兩百多名俘虜中的150人，於10月初搭乘北鮮丸轉送內地，見《來臺的豐福丸遭難俘虜》。

還留在菲律賓的134名俘虜，在10月下旬移管至比島俘虜收容所，部分名單如下：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日軍在12月初從這134名俘虜中選出42人，準備移管至臺灣軍。他們跟其他大約1600名比島俘虜收容所的聯軍俘虜，於12月13日搭乘鴨綠丸出發。14日，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大黃蜂號航艦的艦載機發現鴨綠丸，對其發動多次攻擊，但鴨綠丸並未立即沉沒。次日，大黃蜂號航艦艦載機再度攻擊鴨綠丸，終於把它擊沉（見舊作《美軍誤炸江ノ浦丸戰俘船事件》）。對豐福丸的42名生還者來說，上天真的是無情的玩弄他們的生命！

由於鴨綠丸就在岸邊沉沒，有1300名左右的俘虜泅水上岸。日軍後來將他們送上江ノ浦丸，於1944年的最後一天進入高雄港。江ノ浦丸停留高雄的期間，第38特遣艦隊多次出動艦載機攻擊全臺，其中大黃蜂號航艦上的艦載機在1月9日炸中了高雄港內的江ノ浦丸，數百名船上的俘虜因此喪命。

我在上面名單特別標記了名為Sclater, Alexander的豐福丸生還俘虜，從他的銘銘票（正反面如下圖）來看，他也搭上了鴨綠丸（因為註記了12月13日的搭船日期，加上其他來源的佐證），並在美軍飛機的攻擊後倖存，之後又搭江ノ浦丸（但也有可能是同行的伯剌西爾丸）來臺。由於銘銘票記載他在1月8日就由臺灣俘虜收容所接管，也許美軍攻擊江ノ浦丸時，他並不在船上。但如果銘銘票誤記（這是常有的事），他其實當時就在江ノ浦丸充滿硝煙、血腥、慘叫的貨艙中，而且又再次逃過一劫，那就是生命中最難以承受的命運霸凌了。

Crown Copyright

來臺的豐福丸遭難俘虜

(Crown Copyright)

我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明明知道主軸外的小細節不那麼重要，卻還是經常會忍不住要一探究竟，而被吸進這些枝微末節的漩渦之中。這幾天在研究北鮮丸時，發現船上也載了豐福丸的生還俘虜，就一頭鑽進去找豐福丸的資料。所以在此留下一些記錄，以免對不起這個週末用掉的寶貴時間。

豐福丸是在1944年9月21日上午遭到美國海軍第38特遣艦隊的艦載機圍攻後沉沒（位置請見上圖中的座標）。根據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網站，船上近一千三百名以英國為主的聯軍俘虜中，有兩百多人被救起後送到日軍的比島俘虜收容所收容，另有大約五十名被同行的日軍船艦救起後直接送到臺灣，移交給臺灣俘虜收容所。

10月1日，150名比島俘虜收容所內的豐福丸生還者被日軍送上北鮮丸，準備與船上其他大約一千名美軍俘虜移往日本內地收容。北鮮丸從馬尼拉出海後，周邊局勢不斷轉變，第38特遣艦隊在10月10日對沖繩發動攻擊，所以北鮮丸在10月11日轉往香港躲避。我找到的幾個歐美網站（含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都說北鮮丸離開香港後，於24日抵達高雄港。不過根據日軍的文件（包括護送隊長的報告），北鮮丸是在25日進入高雄港。11月8日，原本要後送到內地的北鮮丸上的俘虜全部登岸，改由臺灣俘虜收容所暫時收容。

讓我在這個週末花了不少時間的，就是想從銘銘票上找出哪些豐福丸的生還俘虜在船難後被直接送來臺灣收容，哪些是在菲律賓被救上岸後再搭乘北鮮丸來臺。本文開頭的銘銘票所屬的英籍俘虜是個特例，他在豐福丸被擊沉後泅水上岸，由菲律賓游擊隊協助躲藏了幾個月，最後被美軍的魚雷快艇救出。因為日軍不知他的下落，所以銘銘票除了船名與遭難位置，就沒有後續的記錄。

其他仍在日軍掌握中的豐福丸生還俘虜，在銘銘票上反而沒有記載他們遭難的事件。由於臨時員林分所是為了容納北鮮丸上的俘虜而增設，因此這個分所的英軍俘虜幾乎可以肯定來自豐福丸。例如下圖是Frederick S. Shaw的銘銘票，注意日軍把員林寫成景林，而且從筆跡來看，這些資訊都是昭和20年4月以後才補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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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豐福丸沉沒後被日軍救起送到臺灣的俘虜銘銘票就複雜多了，出現好幾種記載方式，例如以下四張銘銘票就有三個不同的來臺收容日期，甚至還有一張沒有註記來臺日期的：

(Crown Copyright)

所以要從銘銘票判斷俘虜是否在豐福丸沉沒後被日軍救起送到臺灣，難度是非常高的。這也意味著銘銘票的記載並無法忠實反映俘虜顛沛流離的歷程，最好還要加上其他資料的輔助。

員林地區的俘虜收容所

臺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網站所列臺灣各地戰俘營中，員林地區就有兩座，分別是員林分所與臨時員林分所，並且提供了它們在衛星空照上的位置。雖然這個協會是研究歐美俘虜在臺經歷的最權威資訊來源，我還是忍不住想從日方檔案再作確認，順便把我看過的東西作一下筆記。其實這網站過去也曾誤以為所謂的Oka Camp位於臺北士林一帶，我在日方檔案發現正確位置應該在三峽的有木，告知協會會長後，網站才作改正。

從下面這張俘虜死亡診斷書，可以看到員林分所的正式名稱是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二分所。

(Crown Copyright)

下圖是另一名俘虜的銘銘票，他一到臺灣就被送進當時位在霧峰的第二分所，但不幸於1944年8月13日死亡，葬在員林街三塊厝墓地，從這裡可以看到員林為何也稱作第二分所的淵源。員林分所的設立必然早於這名俘虜的死亡日期，而根據紀念協會網站，員林分所設於1944年7月1日。

(Crown Copyright)

紀念協會網站指出，日軍是利用一家旅館設立員林分所，其原址位於目前的私立大慶商工。曾任第二分所長的小島在戰後的戰犯審判中，作證說員林分所本是位在山下的一間旅館，半山腰上有神社與水源地，大慶商工的位置確實符合這樣的描述。小島並指出員林分所在1944年7月成立，收容了100名俘虜，其中包括兩名醫官。由於這跟紀念協會網站上的敘述一樣，我推測協會網站就是參考小島的證詞。

雖然紀念協會網站把員林分所與臨時員林分所分開列舉，但過去我還是曾經懷疑臨時員林分所先成立，之後再改名為員林分所。後來我找到好幾張銘銘票，都用相同的筆跡記載「自昭和19年11月9日至昭和20年1月12日臺灣俘虜收容所臨時員林分所收容」。由於11月9日比前述死亡診斷書的日期還晚，所以我的懷疑是錯的，員林分所與臨時員林分所確實是不同的兩個機構。

員林市公所近年來出了不少當地歷史沿革的電子刊物，有些提到員林地區在日本時代收容過歐美聯軍俘虜。綜合這些有關俘虜的說法，大致呈現兩條脈絡：

• 今大慶商工位置曾設立青年道場，道場西面設有俘虜營
• 今青山國小原為湖水國民學校，1945年4月被日軍占用，改為俘虜收容所

除了1945年4月這個日期錯誤之外，上述兩個地點分別與紀念協會網站所列員林分所、臨時員林分所的位置相符。不過這兩處既不是日軍原有的據點，亦非從事生產的場域，日軍為何要在員林這小地方設置兩個俘虜收容處所？

紅太陽下的紅十字

在臺灣俘虜收容所存續的期間，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與交戰國之利益保護國（Protecting Powers）都曾派代表來臺灣，訪視關押在此的聯軍戰俘。我在蒐集相關資料時，無意間發現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李盈萱的碩士論文《二戰期間的台灣戰俘營：以中立國與紅十字會的參訪為中心》。這本今年6月完成的論文引用的參考資料，跟我手上的資料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讓我不禁懷疑：我現在研究的臺灣俘虜收容所相關主題，會不會都已經有人著手書寫了？

雖說兩者的參考資料有重疊，我從這本論文也了解原來自己漏掉了曾來臺的瑞典代表Nils E. Ericson。所以我就在此針對第一位來臺灣訪視戰俘的外籍代表帕拉維奇尼醫生（Dr. Fritz Paravicini），分享一些補充資料。

Dr Fritz Paravicini. (1944).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La Croix-Rouge Et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s Societes De La Croix-Rouge, 26(302), 106-109. doi:10.1017/S1026881200127102

1874年出生於瑞士的帕拉維奇尼，在30歲的那一年離開瑞士前往日本，落腳橫濱行醫。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以協約國成員的身分在中國山東與德軍作戰，俘獲四千多名德國戰俘，轉送到日本本土的俘虜收容所關押。1918年5月，帕拉維奇尼受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委託，訪視關押在日本境內的戰俘，從此與改善戰俘待遇的工作結緣。一戰結束後，帕拉維奇尼成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駐日特派員（correspondent）。

太平洋戰爭在1941年底爆發後，日本政府同意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申請，由帕拉維奇尼擔任正式的駐日代表。1942年1月，被日軍在關島俘獲的關島總督麥米林上校等四百多名俘虜被送到善通寺俘虜收容所，就是透過帕拉維奇尼向伯恩當局回報，再轉告美國政府，帕拉維奇尼也在3月12日親自訪視善通寺俘虜收容所。

1943年5月26日，帕拉維奇尼由日本赤十字社外事部人員陪同，從東京啟程前往臺灣，於28日傍晚飛抵臺北飛行場。次日起，帕拉維奇尼訪視了下列分所：

• 5月29日：大直本所
• 5月31日：花蓮港第四分所
• 6月1日：玉里第五分所
• 6月4日：屏東第三分所
• 6月8日：臺中第二分所
• 6月15日：木柵分所（尚未收容俘虜）

由於帕拉維奇尼年事已高，加上旅途疲累，預定每個分所有兩個小時的訪視行程，到後來都縮短為一個小時左右。原定前往阿里山的計畫也取消，改到關仔嶺溫泉休養（從以上日程來看，大概是8日至15日這段期間內前往）。帕拉維奇尼於15日結束行程，離開臺灣。半年後的1944年1月29日，帕拉維奇尼在任內去世，臺灣之行成為他最後一次探訪戰俘。

帕拉維奇尼（右二）攝於關仔嶺溫泉（ICRC Archives）

日軍對帕拉維奇尼的視察有諸多限制，僅有部分戰俘代表能參加面會，可以發言的代表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對俘虜收容所的負面意見也不准提出。在玉里分所的面會中，帕拉維奇尼的座位與俘虜代表遠遠相望，列席的溫萊特中將（但不是發言代表）就認為帕拉維奇尼根本無視他們的存在。不過從帕拉維奇尼過去參與戰俘事務的經歷來看，也許他並不是不關心這些戰俘，而是他心裡明白，在紅太陽底下的紅十字已經無能為力了。

俘虜射殺事件

1929年《關於俘虜待遇之日內瓦公約》第50條：

「脫逃而尚未到達本國武裝部隊，或尚未離開俘獲國武裝部隊所佔領的領土而重被俘獲時，應僅受紀律性處罰。」

第54條：

「禁閉是對戰俘最嚴厲的紀律性處罰。每次處罰的時期不得超過三十日。」

臺灣俘虜收容所極少發生脫逃事件，一方面因為臺灣是一座封閉的島嶼，一方面是歐美俘虜的外貌跟亞洲人迥異，很難長期躲藏。1943年某日，位於臺中州大屯郡霧峰庄的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二分所有俘虜趁隙脫逃，但不到幾天就被捕獲，送往第八部隊拘禁。不數日，俘虜再度試圖從第八部隊逃跑，但是被第八部隊衛兵開槍射殺，遺體葬在霧峰萬斗六墓地。

第八部隊是臺灣軍旗下哪個部隊的代號？駐地是哪裡？一位日本網友指出，第八部隊是第48師團通信隊補充隊的通稱號，但未說明駐地在何處。我在日本的國立公文書館網站上找不到任何第八部隊的相關資料。被射殺俘虜的死亡診斷書上，蓋著第八部隊部隊長「益子」的印章，或許是條線索。

下圖來自《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日陸軍部隊主要官佐姓名表，由左數來第四筆的益子熊次郎，曾經擔任搜索第48聯隊補充隊少佐隊長。因為益子不是常見的姓，所以雖然部隊名稱與日本網友所說的第48師團通信隊補充隊不同，也不能排除這日本網友的非官方資料有錯。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以下這張同樣來自《臺灣省軍事接收總報告》的地圖，在右上角註明了第八部隊的大略位置，因此可知第八部隊位於臺中地區，大約是在目前的大里、霧峰一帶，與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二分所確實有地緣關係。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根據下表H.S.補充担任部隊所在地這一欄，第48師團通信隊補充隊是在臺北（最下面一列），搜索第48聯隊補充隊反而位於臺中。因此第八部隊應該就是指搜索第48聯隊補充隊，而俘虜死亡診斷書上的「益子」即為益子熊次郎。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46年，已經升上中佐的益子熊次郎遭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依戰犯罪嫌逮捕，後來因罪嫌不足而不予起訴，或許就是跟當年的槍殺俘虜事件有關。

門根彪虐待俘虜案

雖然根據1929年《關於俘虜待遇之日內瓦公約》第二條，俘虜「在任何時候都應受到人道的對待，並應特別保護，避免於遭受暴行、侮辱及公眾的好奇心」，被拘留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歐美俘虜遭受日軍暴力毆打的情況卻相當普遍，就連花蓮港第四分所內的高階戰俘也不例外。其中在臺灣知名度最高的，應該是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的事件。

溫萊特在戰後出版的《General Wainwright's Story》一書中，描述了他幾次被毆打的經過。第一次發生在1942年12月，他與數名高階俘虜被綽號「靴子」（Boots）第四分所所員中島中尉召去，中島要溫萊特寫信給美國戰爭部，對日裔美國人所遭不當待遇表達抗議，如果溫萊特不從，俘虜在分所內的日子就會更難過。溫萊特等人被飭回後，看到中島在集合場向列隊的日本衛兵訓話。過了一兩天，溫萊特就被一名衛兵無端掌摑、拳擊。

雖然溫萊特在書中表示他不知道中島對衛兵的訓話內容，但是他把這件事與他被毆打的事寫在一起，顯然是認為兩者之間有關連。

溫萊特用Jap guard來表示中島訓話的對象，但是用Jap sentry來描述第一次打他的人，他在描述另一個場合被一名持槍的日本人毆打、手腕被刺刀刺傷時，也是用Jap sentry來指述。guard與sentry都可以視為衛兵的同義詞，不過在臺灣俘虜收容所中卻可能代表兩種不同身分的人員。如下表所示，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編制內並沒有衛兵，但每座分所有30名傭人的編制，由臺灣籍的軍屬擔任，負責監視、警戒的勤務。至於擔任衛哨勤務的衛兵，則是由各分所附近的部隊派遣支援，不是分所的正式人員。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因此，溫萊特看到被所員中島訓話的Jap guard，可能是指分所編制內的臺籍傭人（在許多現代的論文中被稱為監視員），而Jap sentry則是指鄰近部隊派遣來的衛兵，不過他應該不知道這些編制上的細節。

二戰結束後，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於1945年12月27日發函給台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安藤利吉部長，要求徹查門根彪等凌虐俘虜的詳情（如下圖）。根據1946年1月8日中美參謀聯合會報的會議記錄，涉案人除門根彪少佐之外，另有押川貞之軍曹，案發地點就是花蓮港第四分所。下圖的公文也是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最早一份關於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中日往來文件，文中提到的灣連涉第268號雖然時間更早，但是在檔案管理局資料庫裡找不到。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我認為這文件特別的地方，是案件雖與臺灣俘虜收容所有關，但涉案人卻不是收容所編制內的人員。而且文件出現的時間，比追查收容所正式所員的文件還早。這會不會是因為溫萊特的身分特殊，所以中華民國政府特別加快調查的腳步？

門根彪於1946年4月1日在臺北遭到羈押，同年10月19日偵查終結、提起公訴，由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審判戰爭罪犯軍事法庭審理。起訴書指出門根彪是在1943年1月23日到3月25日的期間，擔任花蓮港第四分所的衛兵長，所以溫萊特第一次被毆打的事件與他無關。由於門根彪在庭中堅決否認罪行，警總為了確認溫萊特、白思華中將及香港、爪哇、蘇門答臘總督是否確實遭虐及虐待程度如何，請外交部轉告相關國家通知各被害人來臺作證備詢。

這些大人物當然沒有時間大老遠跑來臺灣作證，香港總督表明不打算提出書面證詞，荷屬東印度總督及蘇門答臘總督則表示沒聽過門根彪這個名字，而爪哇總督根本就未曾被送來臺灣俘虜收容所。不過美、英、荷還是提供若干名前第四分所俘虜的書面證詞，以協助審判。這些書面證詞都沒有出現門根彪的名字，反而有些人提到了中島的綽號「靴子」。

美國陸軍布勞爾（W. E. Braugher）准將在書面證詞中提到中島的綽號「靴子」，但是他把中島的英文誤拼成Wakashima，在證詞的下一頁更正為Nakashima。（國史館）

美國海軍羅曼（K. E. Lowman）上校的書面證詞也提到綽號「靴子」的中島。（國史館）

在主要被害人未出庭，書面證詞也沒有提到門根彪的情況下，臺灣警總軍事法庭在1947年11月以共同連續虐待俘虜的罪名，判處門根彪七年徒刑定讞，次月發監執行。綽號經常被俘虜提及的中島，在1944年就轉調到婆羅洲的俘虜收容所，戰後從未因臺灣俘虜收容所相關案件接受審判。

日軍利用俘虜的「大內宣」

投降後的白思華中將與其幹部，此場景並非臺灣。（《写真週報》216号，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1942年8月被日軍從菲律賓轉送到臺灣拘留的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回憶，當他與其他被俘同袍在花蓮港下船後，所有人列隊步行穿過花蓮港市區前往俘虜收容所。當時有數千名群眾夾道觀看這些「怪物」（溫萊特用了freaks這個字），對他來說是一段令人難受的經驗（a depressing experience）。

於新加坡被俘的英軍中將白思華在戰後出書，提到他搭船抵達高雄港後，與同行的俘虜徒步前往火車站的幾公里途中，也有大批民眾聚集看熱鬧，白思華認為日方是故意藉機向人民宣揚國威。

不知道白思華是當時就有此想法，還是戰後看了日方內部文件才形成這個觀點。早在1942年4月初，巴丹半島上的美軍仍在負隅頑抗之際，日軍已在規畫將一部分的歐美俘虜用於臺灣的生產事業。俘虜情報局長上村幹男把這計畫告知臺灣軍參謀長樋口敬七郎，要臺灣軍回報所需的俘虜人數。臺灣軍在回覆中表示，未來俘虜將主要用作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另外也準備把俘虜當成訓育指導本島人的材料。所謂的訓育指導，就是要讓臺灣人親眼目睹這些過去曾是優越象徵的歐美白人，如今不過是日本皇軍的手下敗將。

不僅轉送來臺的俘虜有此遭遇，從南洋移往朝鮮的俘虜也在抵達後被迫遊街示眾。朝鮮軍在1942年10月向陸軍省回報，當998名來自馬來半島的俘虜抵達後，多達十二萬名朝鮮人及五萬七千名來自內地的日本人在釜山、京城、仁川等地爭相圍觀，讓朝鮮人一掃過去崇拜英美的思想。

日本是1929年《關於俘虜待遇之日內瓦公約》（Convention relative to the Treatment of Prisoners of War, Geneva, 27 July 1929）的締約國之一，然而因軍方反對，以致國內遲遲未批准該公約。外務大臣東鄉茂德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回覆英美等國的詢問時，曾表示日本政府並未批准1929年日內瓦公約，因此不受其約束，但日本會「準用」（mutatis mutandis）該公約的規定。日軍迫使俘虜遊街示眾的行為，已經違反了1929年日內瓦公約第二條，俘虜「在任何時候都應受到人道的對待，並應特別保護，避免於遭受暴行、侮辱及公眾的好奇心」的規定。

而隨著移管來臺的俘虜越來越多，日軍違反日內瓦公約的次數跟著越來越頻繁，情節也越來越嚴重，所謂的「準用」變成了外交辭令而已……

醫院上的十字

今天盧景猷兄傳來幾張日本時代的美軍空照，指出1945年5月31日臺北空襲當天，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病院的屋頂漆有大型十字標誌，反而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並沒有傳說中的十字標誌。由於網路上經常有文章或發言提到，美軍在空襲臺北時，連漆有十字標誌的臺北帝大附屬醫院都照樣濫炸，所以就借用盧兄的發現，在此撥亂反正。

下圖是美軍在1945年4月1日拍攝到的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現為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在最前面的本館屋頂上明顯可見十字標誌，而後面的診療棟與病棟上也隱約可見。

1945年4月1日拍攝的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既然4月1日的空照上就可見十字標誌，那麼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臉書這篇文章所說，北醫創辦人胡水旺先生在5月31日空襲當天，急中生智利用軍毯拼出紅十字圖案，讓赤十字病院躲過一劫，就完全不是事實了。

不過赤十字病院當天未遭轟炸則是真的，下面這張1945年6月17日的空照可資證明：

1945年6月17日拍攝的日本赤十字社臺灣支部病院（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下圖是1945年4月1日空照中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屋頂上看不到十字標誌：

1945年4月1日拍攝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下面這張1945年6月17日的空照更為清楚，依然看不到臺北帝大附屬醫院的屋頂有任何十字標誌。照片右上角現在的中山南路上挨了三枚1000磅炸彈，正門前車道上也有一顆落彈，但無醫院建築被直接命中：

1945年6月17日拍攝的臺北帝國大學附屬醫院（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在1995年5月31日《中國時報》刊登的〈台北大空襲50年〉一文，引用前臺大醫院張寬敏教授的回憶說，雖然該醫院屋頂上漆了大大的紅色十字，但還是被投了八顆500公斤燒夷彈。從以上照片可知，這回憶明顯有誤。

儘管出土的史料越來越多，關於1945年5月31日臺北空襲的錯誤傳言卻也隨著網路的發達而傳播更廣。耆老之言不可盡信，希望各位網友在轉貼相關資訊前，能夠多方查證，不然傳遞知識的美意反而會化成扭曲事實的幫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