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今天：墨西哥首度轟炸台灣

當日本在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後，位於美國南方的墨西哥並未隨之宣戰。讓墨西哥政府硬起來的，是兩艘墨西哥籍油輪分別在1942年5月14日與20日遭德國潛艦擊沉的事件，墨西哥政府因此在當月22日對軸心國宣戰。但是在接下來一年多裡，墨西哥沒有積極參戰，只是加強國土的防衛。直到1943年底，墨西哥政府才在美國的建議下，決定扮演更積極的腳色。

1944年7月下旬，墨西哥派出由第201戰鬥機中隊為主組成的人馬，前往美國德州接受訓練，準備前往海外作戰。經過為期五週的基礎飛行訓練，通過篩選的人員在9月初被派往愛達荷州換裝P-47戰鬥機。然而愛達荷州的冬天對墨西哥人來說太過難熬，於是又回到德州繼續訓練。

1944年底，墨西哥國會授權總統派出第201戰鬥機中隊到海外參戰，墨西哥駐華盛頓的武官建議前往亞洲，協助解放同為西班牙語系的菲律賓，獲得總統的同意。1945年3月下旬，以第201戰鬥機中隊為核心的墨西哥遠征空軍（Mexican Expeditionary Air Force，西班牙文為Fuerza Aérea Expedicionaria Mexicana）從美國加州登船出發，4月底抵達菲律賓的呂宋島，指揮部設於克拉克機場。第201戰鬥機中隊則進駐克拉克機場南邊的波拉克機場（Porac），編在美國陸軍第5航空隊第58戰鬥機大隊之下。因為他們配備的飛機尚未運抵菲律賓，所以暫時借用美軍提供的早期型P-47D。

整個5月間，第201戰鬥機中隊持續接受美軍的戰鬥訓練，飛行員有時會加入美軍執行作戰任務。6月4日，完成訓練的第201中隊終於有機會以一個獨立單位的身分作戰，在一天之內就執行了五個批次的對地炸射任務。6月24日，第201中隊專屬的改良型P-47D運抵。這批全新的戰鬥機同時漆有美國與墨西哥的徽幟，在垂直尾翼上是代表墨西哥的紅白綠三色長條，右翼上方與左翼下方則漆上了這三個顏色的倒三角形。

7月4日，麥克阿瑟將軍宣告菲律賓的戰事結束，第201中隊因此有了新的攻擊目標––台灣。從7月6日到9日，第201中隊以長程偵察訓練的名義，分別派出八到十架不等的P-47，到台灣東港一帶上空索敵。儘管第201戰鬥機中隊曾在這幾次真槍實彈的任務中發現不明飛機，卻都沒有機會與日機正面交鋒，因此未發一槍一彈。

7月下旬，美國陸軍第5航空隊旗下各單位陸續移防到沖繩，準備對日本本土發動攻擊。第201戰鬥機中隊雖然編在第5航空隊的第58戰鬥機大隊之下，卻未跟著移駐，仍留在呂宋島上。8月8日，第201戰鬥機中隊派出八架P-47，每架飛機主翼一側掛載一枚1000磅炸彈，另一側攜帶副油箱，前往台灣轟炸花蓮港一帶的目標。其中二架飛機因油料不足而提早折返，其他六架P-47在上午10時30分到10時40分之間對指定目標實施轟炸，但根據飛行員在任務後的報告，這次轟炸任務並未達成目的（not effective）。

這是墨西哥空軍首次轟炸台灣，然而也是太平洋戰爭中的最後一次，因為一個星期後，日本便宣布投降。

根據美軍統計，P-47在太平洋戰爭中總共對台灣投下六枚1000磅炸彈，這六枚就是墨西哥空軍投下的

美軍首次空襲高雄之考證

1944年1月11日，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第308轟炸大隊第375轟炸中隊的八架B-24重型轟炸機，與同大隊第373轟炸中隊的三架B-24，傍晚自中華民國的桂林起飛前往高雄，預定由第375中隊的飛機在夜間先轟炸日本鋁株式會社高雄工場，以吸引日軍的注意，第373中隊再趁隙於高雄港外佈雷。不過由於天氣不佳，僅有六架第375中隊的B-24對日本鋁株式會社投下炸彈，一架在小港飛行場投彈，另一架則改在中國的汕頭投彈，第373中隊的三架B-24隨後抵達進行佈雷作業。這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台灣第二次被美軍飛機攻擊，也是高雄首度遭受空襲。

我在寫《空襲福爾摩沙》之前所看過的中文書籍裡，僅《台灣航空決戰》曾經提到這次空襲。根據《台灣航空決戰》的敘述，第14航空隊第425轟炸中隊的B-24與第11轟炸中隊的B-25，在當天「夜間飛臨高雄及岡山地區盤旋，......在高雄匆匆投彈後，改飛新營、鹽水炸射」。由於昭和19年1月的《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記載1月11日晚間有B-24及B-25數機來襲，且曾飛越新營、鹽水等地（如下圖），也許《台灣航空決戰》就是參考這份文件。然而《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並未提到美機曾在新營、鹽水「炸射」，所以高雄首次空襲的詳情究竟如何？

JACAR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C08030511900、昭和１８年１２月１日～昭和１９年３月３１日　高雄警備府戦時日誌戦闘詳報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我寫本文第一段時參考的資料之一，是一位美國人抄錄美國空軍微縮膠片後繕打的Word檔，因為不是原件的影像檔，所以我就不在這裡貼出。把本文第一段與高雄警備府的記載比較，可以合理推論飛到善化、新營、鹽水的，就是執行轟炸任務的那一批B-24。日軍並沒有提到這三地遭到轟炸，應該是因為這些飛機已經在高雄地區投彈，這三個地方只是剛好位於它們的脫離航線上而已。

下圖是陳納德將軍在1944年1月13日向上級呈報的戰果，包括11日的轟炸任務（Loons即為B-24的代稱），也沒有任何文字提到B-24曾到新營、鹽水炸射：

陳納德的報告提及執行轟炸任務的B-24之中有一架在返航途中失聯。事實上這架飛機是找不到桂林機場，所有機員在燃料耗盡前跳傘，變成「作戰失蹤」人員，但是所有人員均生還，且數週後都被尋獲。下圖就是相關報告的第一頁：

我看過一位美國陸軍的不知名人員在1944年底左右訪談第14航空隊的手稿影本，其中也有關於1月11日高雄空襲的記錄（如下圖），內容與前面提到的美軍資料都吻合，不過字跡相當潦草，我盡力辨識的結果如下：

Jan 11. mine laying Takao.
    11 planes led by Col. Fisher off Kweilin
           8- Fisher alum plant
           3- Capt Carey mining in opp to harbor.
           1 bomb Swatow
           1 Takao A/D
           6. alum plant.  40% ??? in target
        target cloud covered.
    mine layers after bombers. reported fires.
            mines laid 2100  noon next day photo 300 fter sink
            1 crew bailed out w of K?? snow & cold. near Tali E of ????.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因為美國人給我的微縮膠片抄錄檔中曾提到Col. Fisher與Capt. Carey，所以我才能從這筆跡正確拼出他們的姓。這手稿跟膠片抄錄檔都記載佈雷的時間是2100，而中國時區比日本時區慢一小時，正好跟高雄警備府記錄的時間2205吻合。手稿提到美軍在1月12日中午的偵察任務中拍到一艘長300呎的船隻沉沒中，膠片抄錄檔也有提及，並指出沉沒地點就是前一晚佈雷的位置。經比對《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發現是漢城丸在12日上午1108於高雄燈塔西方7,800米處觸雷。

那麼《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與《台灣航空決戰》都提到的B-25是怎麼回事？美軍提到當晚天候不佳、目標上空有雲層，因此我認為是日軍把B-24誤認為同樣有雙垂直尾翼的B-25。而《台灣航空決戰》可能因為看到日軍記載了B-25，就根據當時美軍的部署認定是第11轟炸中隊的飛機。

我在作這方面的研究時，發現很困難的一件事，就是要證明某個傳說中的事件事實上並未發生。以這次高雄空襲為例，美軍當然不會特別在報告裡寫說「本次任務沒有出動B-25」，因為沒有參與此次任務的飛機比比皆是。幸好在1946年出版的《The record: The Eleventh Bombardment Squadron (M)》，列出了他們在1944年1月出動任務的日期。如下圖所示，在1月10日之後，就跳到了13日，表示他們在11日並沒有出任務：

United States Army Air Forces, "The record: the eleventh Bombardment Squadron (M)" (1946).World War Regimental Histories. Book 111.

總而言之，關於高雄在1944年1月11日遭受的首次空襲，應該以本文第一段的敘述最接近實情。《高雄警備府戰時日誌》誤記了並未參與任務的B-25，《台灣航空決戰》除了誤記了B-25及其單位，當天新營、鹽水也並未遭美機炸射。

美軍在1943年空襲新竹前的偵察行動

1943年4月1日，美軍首次拍攝到新竹飛行場的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1943年4月1日，美國陸軍第9照相中隊派駐第14航空隊的分遣隊出動一架F-4偵察機，從桂林起飛經遂川機場落地加油後，再起飛到台灣北部進行偵照。這是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首次台灣偵照任務，涵蓋的地區北到淡水、南至新竹。雖然台北市的大部分都被雲層遮蓋，但是新竹飛行場上空完全無雲，照片可見停機坪上整齊停放的大約五十架雙發動機的轟炸機。

這個發現引起第14航空隊的高度重視，於是第23戰鬥機大隊長哈洛威（Bruce K. Holloway）中校在4月26日駕駛P-40戰鬥機到台灣北部上空作目視偵察，親自確認新竹飛行場上的目標。雖然第23戰鬥機大隊的第75戰鬥機中隊長艾利森（John R. Alison）中校建請陳納德將軍對新竹發動攻擊，陳納德卻不同意。當時第14航空隊旗下已有配備B-24重型轟炸機的第308轟炸大隊，但是缺少可以擔任護航的長程戰鬥機，現有的機場又離台灣太遠，所以無法採取進一步的攻擊行動。

5月間，第14航空隊在衡陽、零陵、桂林三地建立了前進基地（位置參考下圖），陳納德將軍派出他的參謀長文森（Clinton D. Vincent）上校，在6月14日到桂林成立第14航空隊的前進指揮部，負責指揮進駐這三座基地的三個戰鬥機中隊對日作戰。看過新竹飛行場空照圖的文森上校，對這座飛行場印象深刻，然而這時台灣也進入了雨季，經常籠罩在台灣上空的雲層讓第14航空隊難以有效偵照。7月17日，第9照相中隊的Lester C. Pagliuso中尉到台灣偵照，結果新竹飛行場被濃厚的雲層遮掩，只透過雲縫拍到台南海邊的鹽田。

日軍在昭和18年(1943年)5月調製的在支敵空軍基地概要図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Clinton D. Vincent（左）、John R. Alison（中）、Bruce K. Holloway（右），攝於1943年 (USAF)

到了9月，陳納德指派文森上校回到美國本土，向陸軍高層報告第14航空隊面臨的窘境，希望陸軍航空隊能按時程提升駝峰空運的運補能量，並盡快補足飛機。10月31日，第21照相偵察中隊從位於江西遂川的前進基地出動一架偵察機，由Winfree A. Sordelett中尉駕駛，至日本九州的大村、佐世保、長崎一帶偵照（見下圖）。這次任務拍回來的照片除了涵蓋當地的工業設施，並發現海灣內有大批船艦。陳納德見獵心喜，打算出動飛機轟炸，因此建請史迪威將軍批准。史迪威將這請求轉呈陸軍航空隊司令阿諾將軍，阿諾雖然稱許陳納德的成果，卻否決了轟炸的請求。

此為1943年10月31日偵察任務拍攝的佐世保地區空照圖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大概是因為戰時保密，1943年10月31日的這次偵照任務直到1944年7月18日才出現在美國報紙上，文中的P-38應該是偵照型F-5 (Townsville Daily Bulletin)

文森上校於11月1日從美國回到桂林的前進指揮部，對於新竹飛行場仍無法忘懷的他立刻下令再度前去偵照。11月3日，第21照相中隊的Weston E. Tenney駕駛一架F-5偵察機拍下新竹飛行場的照片，在停機坪上共發現58架飛機，其中50架為雙發動機的轟炸機。第二天，Weston E. Tenney再度利用良好的天氣前往新竹偵照，這次任務一共拍到了79架日軍飛機。11月7日，第21照相中隊將目標轉向台灣南部，台南飛行場、岡山飛行場、高雄港、東港基地盡收眼底（見下圖）。

此為1943年11月7日台南地區的空照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此為1943年11月7日高雄港的空照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此為1943年11月7日東港地區的空照，注意美軍誤記為佳冬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陳納德將軍在11月中，陪同蔣委員長前往開羅參加會議。而從11月13日到20日為止的這段期間，台灣上空一直天氣不佳，但氣象預報顯示台灣在未來幾天都是好天氣。第21照相中隊抓住機會，由10月底執行九州任務的Sordelett中尉在22日出動偵照，拍攝新竹（如下圖）與台中公館飛行場的照片。根據這次任務的照片，文森上校在23日決定空襲新竹的日期。

第21照相中隊在1943年11月22日再試圖偵照新竹飛行場，如箭頭所指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前一張照片左上角的放大圖，可以看到大坪上整齊停放的飛機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24日，在預定空襲新竹的前一天，Sordelett中尉再度出動，拍下新竹飛行場上75架雙發轟炸機及6架單發飛機的照片（如下圖）。空襲行動當天，就是利用24日拍攝的照片進行任務前的簡報。

第21照相中隊在1943年11月24日再到新竹飛行場偵照，美軍次日就發動空襲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後記
我看過的某些中文書與網站，在關於1943年美國與中華民國聯合空襲新竹飛行場的敘述中，提到從1943年夏天開始，中美空軍即開始聯合空襲台灣的參謀作業，並根據空照圖選出新竹飛行場、台南飛行場、高雄港為目標區，最後由陳納德建議以新竹飛行場為第一目標。然而在我看過的美方資料中，卻找不到任何文字記載美軍在研究空襲新竹飛行場的同時，曾考慮以台南飛行場與高雄港為目標。美方資料也顯示，決定空襲新竹的人應該是第14航空隊的參謀長文森上校，而非出自陳納德的建議。

但由於我看的美方文獻也非最原始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就利用美軍在空襲新竹前的一連串偵照任務為基礎，試圖建構起一個脈絡。由此可知，美軍在獲得台南與高雄的空照圖之前，已經不只一次對新竹飛行場進行偵照。所以不論從時間先後來看，或是從情報取得的數量來看，美軍應該早就以新竹飛行場為目標，而不是根據空照圖的研判來擇定前述的三個目標。

有圖未必有真相

上面這張照片跟鍾堅先生於1996年出版《台灣航空決戰》第156頁的圖40所呈現的景物一模一樣，《台灣航空決戰》指出這是「由駐華美軍第十四航空軍於花東縱谷低飛空投空飄傳單......」。然而我看到時卻覺得這不是花東縱谷，畢竟花東縱谷雖然人口不多，當時也看不到這種一大片原始森林的地貌。而且花東縱谷裡有人聚集的村落彼此距離都不遠，用不著把傳單撒在這看來罕無人煙的叢林裡。

後來經高人指點這裡可能是新幾內亞，於是根據這線索再去搜尋資料庫，果然就找到原件的掃瞄檔（見下圖），《台灣航空決戰》的圖40所顯示的僅為原照的局部。我貼在上面的照片其實是比照《台灣航空決戰》圖40涵蓋的範圍，從原件的掃瞄檔裁切來的。

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於1943年10月15日任務中拍攝之照片

從原照下方的註解文字，可以知道這是美國陸軍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71Sq, BG38）於1943年10月15日（15Oct'43）攻擊SIO到KIARI地區的287-J號任務中拍攝的。換句話說，這照片並非攝於第14航空隊（《台灣航空決戰》翻譯為第十四航空軍）的任務，地點也不是花東縱谷。事實上，從原照左半部的水域來研判，即使不看註解文字，也可推翻這裡是花東縱谷的說法。原照的圖說指出這是新幾內亞的東北部，指點我的高人果然沒錯。

為了謹慎起見，我又找出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1943年10月15日的任務報告。原照註解文字提到的任務編號287J、Sio與Kiari兩地，在下面的報告中都找得到（已用紅線標示），報告也指出曾在任務中空投傳單（propaganda leaflets）。當天任務機起飛的Durand機場，是第38轟炸大隊的駐地，位於新幾內亞的摩爾斯貝港（Port Moresby）附近。

第38轟炸大隊第71轟炸中隊對1943年10月15日任務所作之報告 (38th Bomb Group Association)

在《台灣航空決戰》寫作的年代，資訊的取得遠不如現在方便，如果要對照片的內容一一查證，恐怕要多次書信往來、曠日廢時。拜科技之賜，我從高人指點到找到照片原檔，才用了不到一天的時間。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也。

第一個偵照台灣的美軍飛行員

1943年4月1日台北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1943年4月1日桃園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1943年4月1日新竹地區偵察照片 (Formosa Interim Report via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

以上三張取自美軍情報研究報告《Formosa Interim Report》的空中偵察照片，拍攝日期都是1943年4月1日，也是目前已知太平洋戰爭中最早一批美軍對台垂直偵察空照。有一段時間，我以為這些照片是美國陸軍第21照相偵察中隊（21st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的產物。不過後來注意到第21照相偵察中隊是在1943年6月才從美國本土抵達印度，當然不可能跨越時空拍下這些照片。真正執行首次偵照台灣任務的美軍單位，其實是美國陸軍的第9照相中隊（9th Photographic Squadron）。

1942年7月，美國陸軍第9照相偵察中隊（9th Photographic Reconnaissance Squadron）的人員抵達印度的喀拉蚩，編入第10航空隊（10th Air Force）的旗下，他們配備的F-4偵察機則是9月才運抵印度。第9照相偵察中隊先於8月中派出一名士官前往中國昆明，協助駐華航空特遣隊（China Air Task Force）設立照相處理設施，後於10月底再增派五位士官兵前去支援。同年11月，第9照相偵察中隊派出一個分隊的三架F-4、飛行員、地勤人員進駐昆明，駐華航空特遣隊才有比較像樣的偵察單位和裝備。

1943年3月10日，美國陸軍成立第14航空隊（14th Air Force），吸收了駐華航空特遣隊原有的人員與飛機。第9照相偵察中隊也差不多在同時改稱為第9照相中隊，原先支援駐華航空特遣隊的分隊則繼續為第14航空隊執行偵照任務，並視任務需要進駐位於桂林的前進基地。

1943年3月攝於印度Dum Dum機場的第9照相偵察中隊F-4偵察機

4月1日，第9照相中隊派出一架F-4偵察機，由Robinson中尉駕駛，從桂林起飛，中途在遂川機場落地加油後，再起飛到台灣北部進行偵照。這是美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的首次台灣偵照任務，涵蓋的地區北到淡水、南至新竹。雖然台北市的大部分都被雲層遮蓋，但是新竹飛行場上空完全無雲，照片可見停機坪上整齊停放的大約五十架雙發動機的轟炸機。也就是這次任務拍到的新竹飛行場照片，間接促成第14航空隊日後空襲新竹的行動。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第一位偵照台灣的美軍飛行員Robinson中尉

第21照相中隊於1943年6月下旬抵達印度後，先在7月初移編4名軍官及31名士官兵給第9照相中隊，後者則是用原已派駐昆明的分隊作為交換。第21照相中隊同時也派出分隊分別進駐昆明與桂林，之後於8月下旬正式將隊部從印度遷到昆明，11月改名為第21照相偵察中隊。

撐過日軍的虐待，死於美軍的救濟

(国立国会図書館デジタルコレクション)

到馬尼拉洽談投降事宜的日本代表團，從聯軍最高統帥司令部方面收到四份文件，其中編號第一號的文件在上一篇已經提過，要求日方提供所有戰俘營與平民集中營的資訊，及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英國陸軍中將白思華的去向。第三號文件的內容也提到了聯軍俘虜，除了要求日方必須確保戰俘與遭押平民的人身安全與健康之外，日方必須在每一座戰俘營或平民集中營的屋頂，以黑底黃字漆上 PW 兩個英文字母（Prisoner of War的縮寫），每個字母高20英尺、並面向南方，聯軍飛機將對這些地點空投補給品。

在日本宣布投降前，由麥克阿瑟擔任總司令的太平洋地區美國陸軍（U.S. Army Forces in the Pacific, AFPAC）司令部已經完成佔領日本本土（本州、四國、九州、北海道）及朝鮮的行動計畫，代號為 BLACKLIST。在各項佔領任務中，撤離被日軍拘留在各地的聯軍俘虜，使其盡速返回家園，是 BLACKLIST 行動的當務之急，迫切程度僅次於佔領軍的部署與進駐作業。然而根據美軍的估計，被拘留的戰俘或平民多達三萬六千名，要全數撤離可能要花上一個月的時間。因此必須緊急空投糧食衣物、醫藥用品等救濟物資到各俘虜收容所，以確保在他們被撤出日本之前的健康與福祉。

雖然 BLACKLIST 是針對日本本土與朝鮮的佔領行動，但是空投俘虜補給品的任務規劃卻涵蓋了滿洲國、中國、台灣等地的俘虜收容所。福州以南的中國沿岸、海南島、台灣的物資空投任務，將由菲律賓起飛的飛機負責；位於福州以北之中國沿岸、滿洲國、朝鮮、日本本土的俘虜收容所，則由沖繩及馬里亞納群島出發的飛機負責空投物資。美國陸軍駐遠東地區各航空隊（Far East Air Forces）肩負起規劃、協調、執行這些空投任務的主要責任，而陸軍戰略航空隊（Strategic Air Force）則提供旗下的B-29轟炸機協助空投的進行。

日本宣佈投降後，美軍立即展開拯救聯軍俘虜的行動。不過原先 BLACKLIST 的規劃作了一些調整，空投俘虜救援物資的任務改由陸軍戰略航空隊下的第20航空隊負起全責。過去幾個月間對日本投下無數炸彈的B-29轟炸機，在馬里亞納群島的各機場待命，準備回到日本上空執行人道空投任務。各種物資源源不絕的運到這裡，到了8月18日，已有三萬一千人份的醫療用品運抵關島，塞班島上也堆積了可供五萬人使用的軍需品。這些物資會需要用到六萬三千頂貨物用降落傘，但是美軍在馬里亞納地區只有一萬一千頂這種傘具，不足的部分全由菲律賓調撥空運過來。

準備裝運的俘虜補給品。 (National Archive)

有些補給品裝在50加侖汽油桶內。 (National Archive)

剩下的主要問題是這些補給品要空投到哪裡。BLACKLIST 的計畫書列舉了150座美軍掌握的俘虜收容所及所在座標，然而這些資訊的及時性與正確性如何，並非美軍說了算（本文最上方是BLACKLIST計畫書列出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由日方提供的第一份清單在8月27日送到第20航空隊，但僅有73座俘虜收容所（含分所、派遣所）的資訊。第314轟炸聯隊在29日執行了一次本州、四國、九州的偵照任務，以確認這些地區的俘虜收容所位置，之後於31日再到滿洲國與中國境內作偵照。
在以偵照確認各地俘虜收容所之前，第73轟炸聯隊就已經於8月27日執行了第一次補給品空投任務，由十架B-29到中國山東的濰縣收容所投下救濟物資。

一架執行空投任務的B-29低空飛過福岡的一處收容所。 (National Archive)

次日，第20航空隊發動更大規模的空投任務，由第73轟炸聯隊出動159架B-29執行任務，位於台北市的兩處俘虜收容所也是目標之一。根據正式空投之前進行的試投任務，俘虜補給品的最佳空投高度為500至1000英呎。不過正式空投中卻發現許多補給品在降落傘完全張開前就已墜地，高速落下的補給品直接穿透某些收容所的屋頂，有些好不容易撐過日軍虐待的俘虜，因此在重獲自由後被友軍投下的救援物資砸死，荒謬的結束人生悲劇。所以從第四天開始，空投的高度被調高到1000英呎。

這份新潟縣警察部長回報的公文中，提到裝有救濟品的汽油桶砸中日本民眾。也可以從敘述中知道汽油桶裝的補給品以食物為主，日常用品類則是以捆包的方式空投。(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六分所英國陸軍士兵Herbert Rathbone的死亡診斷書上，記載了他被美軍投下的補給品擊中後死亡。(© Crown Copyright)

位於日本本土的聯軍俘虜，在美國陸軍第8軍團及美國海軍的努力撤離下，人數迅速減少，因此9月2日之後的空投任務變得十分零星。美軍在9月5、6日兩天派艦到基隆，接走一千一百多名原台灣俘虜收容所的戰俘。極少數狀況不適合搭乘軍艦的俘虜，則在幾天後陸續搭乘飛機或醫療船離開台灣。原先規劃的後續空投任務變成沒有必要，所以8月28日就成為美軍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在台灣執行的俘虜補給品空投任務。

紅雀行動

飛抵伊江島的日本代表團，準備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左二為河邊虎四郎 。(National Archive)

1945年8月19日，由陸軍中將河邊虎四郎領隊的日本代表團，按照美軍先前的指示，從木更津基地搭乘兩架漆成白色的一式陸攻飛抵沖繩的伊江島，再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到馬尼拉，與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派的代表接洽日本投降的相關事宜。在美軍要求日方配合執行的事項中，有一項是請日方提供所有戰俘營與平民集中營的資訊，並特別指名要知道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J. M. Wainwright）及英國陸軍中將白思華（A. E. Percival）身在何處（見下圖文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溫萊中將被俘之前，是駐菲律賓美軍中官階僅次於麥克阿瑟的第二號人物；白思華中將則是以馬來亞司令部司令的身分在新加坡陷落後成為俘虜。兩人在1942年8月間先後被送到台灣，安置在花蓮港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白思華的俘虜銘銘票局部如下圖），之後幾度移轉到台灣其他地方。當國際紅十字會於1944年6月派員至台灣探視各國戰俘時，還曾經在木柵的第五分所與溫萊及白思華見面。不過戰爭結束時，兩人已經不在台灣，因為日軍於1944年10月7日將他們及部分被俘的高階軍官或文官送離台灣，經日本內地轉至位於滿洲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當美軍在8月上旬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投降已是指日可待。駐中國戰區美軍指揮官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是在8月12日指示駐中國戰區的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準備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一時間派出特工，空降到日軍設在中國及鄰近地區的俘虜收容所，以確保聯軍戰俘的安全，同時建立起與OSS駐中國總部的通訊管道，協助安排後續的戰俘撤離行動。

準備執行這些任務的OSS特工一共分成九組，各組的代號及負責地區如下：

• 紅雀（Cardinal）：奉天（今瀋陽）
• 紅鶴（Flamingo）：哈爾濱
• 喜鵲（Magpie）：北京
• 鴨子（Duck）：濰縣
• 麻雀（Sparrow）：上海
• 信天翁（Albatross）：廣東
• 鴿子（Pigeon）：海南島
• 鵪鶉（Quail）：河內
• 老鷹（Eagle）：京城（今首爾）

美軍對於被俘同袍的處境非常重視，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前，已持續蒐集日軍設置俘虜收容所的相關情報。根據美軍的研判，拘留美軍戰俘人數最多的地方應該是滿洲國境內的奉天，菲律賓陷落時被俘的美軍高階將領（包括溫萊特）很可能也拘禁於此。然而奉天不僅距離OSS位於西安的基地相當遙遠，8月8日甫對日宣戰的蘇聯亦派出紅軍進入滿洲國，OSS人員抵達奉天後會遭遇何種狀況實在難以預料。

負責執行奉天任務的OSS紅雀小組由Hennesy少校擔任隊長，隊員包括醫官Lamar少校、無線電操作員Starz、通曉中文與俄文的Leith上士、俗稱「二世」的日裔譯員Kido中士，另有一名擔任中文通譯的中國人Cheng Shih Wu（由中國方面派遣，非OSS編制內人員）。小組成立後密集進行傘訓，準備在接獲命令後一小時內出動。

日本在15日即宣布投降，紅雀小組攜帶將近半噸的武器與無線電裝備，加上1300磅的緊急救援物資，於16日清晨4:50搭乘一架B-24轟炸機從西安出發。上午10:30，小組在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附近上空跳傘，救援物資也以降落傘空投。成員落地集結後兵分兩路，一部分留在原地整理裝備與物資，其餘步行前往收容所。不過所有成員隨後都遭到趕來的日軍解除武裝與留置偵訊，其中三人甚至被脫光搜身。

經過一番激烈的溝通，紅雀小組終於讓日軍相信日本已經投降。當地憲兵隊的主官可能也從上級方面得到確認，轉而向紅雀小組道歉，並派出一輛卡車載送小組成員及裝備、物資，前往位於奉天市大東區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旁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一小隊日本兵隨車護送。雖然紅雀小組見到了俘虜收容所的所長松田元治大佐，松田堅持在得到上級批准之前無法讓小組接管收容所，也不准他們與戰俘接觸。小組成員不得已只好先住進松田安排的旅館，第二天再伺機而動。

當紅雀小組在17日上午再到俘虜收容所時，松田的態度轉為非常配合。小組開始將帶來的些許救援物資分配給俘虜，醫官也在附設醫院發現11名急需後送醫療的虛弱戰俘。不過無線電操作員一直無法透過SSTR-1無線電聯絡上西安的OSS基地，所以後者完全不能掌握紅雀小組的狀況。

次日，紅雀小組終於以無線電與西安基地成功建立通訊，並回報共有1673名戰俘被拘留在奉天。不過OSS急於尋找的溫萊特將軍卻不在奉天市內的本所內，而是跟其他33名高階軍、文官與侍從拘禁在四平省西安街（位置在奉天的東北方，非陝西的西安）的第二分所。

原來美軍蒐集到的俘虜收容所相關情報雖然夠廣，細緻度卻不足，時效性也不夠。以1945年8月的下圖為例，在奉天（Mukden）地區只有標記Hoten及Hoten North兩座戰俘營，但其實Hoten North只是暫時收留1942年11月抵達奉天的俘虜，到1943年7月就移送到新建完成的Hoten（即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

日軍的俘虜收容所除了所長駐點的本所，之下通常還會設置分所，有時也會在俘虜勞動的地點增設派遣所。以奉天俘虜收容所為例，在奉天西北方的鄭家屯街設有第一分所，位於西安街的是為第二分所，另外有三個派遣所。不過第一分所於1945年5月關閉，全部戰俘被移往本所收容。

奉天市、鄭家屯街、西安街的相對位置圖。(満洲帝国分省地図並地名総攬 : 満洲建国十周年記念)

透過松田的安排，Lamar醫官與Leith上士於18日上午搭上火車，由日軍派兵護送前往西安街。經過長達26小時的車程，兩人終於在19日早上抵達第二分所，見到溫萊特和其他高官俘虜。但因為無法順利聯絡上奉天方面的Hennessy等人，Lamar決定當天親自回奉天安排撤離俘虜所需的交通工具，留下精通俄語的Leith，以便在必要時與蘇聯紅軍溝通。

由於情勢已相當混亂，由一名日軍少佐陪同的Lamar，直到21日中午過後才乘車回到奉天俘虜收容所。然而奉天市已經落入蘇聯紅軍的控制，並強徵了所有日軍的車輛，紅雀小組的Hennessy等人因此被困在下榻的旅館動彈不得。於是Lamar驅車前去將Hennessy少校接到收容所，向當地美軍俘虜的最高階軍官Parker少將報告西安第二分所的狀況。

當天下午，奉天地區的紅軍指揮官Tumanyan將軍來到奉天俘虜收容所，Hennessy藉機請求他協助提供一列火車前往西安撤離俘虜，Tumanyan雖然同意，但也表示火車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弄到，可能還要等上一陣子。

隔了一天的23日中午，距離紅雀小組抵達奉天已經一個星期，Lamar少校搭乘紅軍安排的專列前往西安街，由蘇聯派兵隨車戒護。當一行人於晚間到達第二分所時，卻發現戰俘已人去樓空，只剩下日本衛兵。

原來紅軍的一個步槍營在23日下午進到西安街，並解放了第二分所的俘虜。溫萊特透過Leith上士的翻譯，向步槍營的指揮官表示要帶著俘虜前往奉天。於是戰俘搭上兩輛老舊的日本巴士，跟著步槍營的車隊移動。Lamar少校晚了一步，跟同行的紅軍士兵在附近四處打聽，卻仍找不到這些俘虜，因此又搭乘這列火車折返奉天。

步槍營和俘虜的車隊在滿目瘡痍的道路上緩慢前進，不時遇到道路中斷或車輛故障的問題。當車隊挺進到奉天城外大約30英哩處，路況已經糟到無法通行。紅軍仗勢強徵了一列火車，然而列車行進沒多遠就出軌，於是步槍營指揮官再搶了一列經過的火車，最後在26日的午夜抵達奉天車站。

與俘虜同行的Leith上士立刻步行前往紅雀小組下榻的旅館，向Hennessy少校回報。不過紅軍拒絕出借車輛，兩人只好徒步到車站，迎接溫萊特將軍一同走回旅館。

中國戰區美軍在27日上午立即派出一架C-47運輸機飛到奉天。上午11:00，溫萊特、白思華及其他美、英、荷籍高階戰俘登上飛機（溫萊特抵達奉天後，擬了一份跟他搭機同行的名單，不是所有第二分所的俘虜都搭上這架飛機），先飛往陝西西安，再轉往重慶。

Wainwright獲釋後，搭機經由西安抵達重慶，並受邀至蔣介石官邸與其會晤。 (LIFE)

麥克阿瑟在日本投降後積極尋找溫萊特與白思華的下落，目的之一是要讓他們參加日本投降的儀式。9月2日上午，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內的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麥克阿瑟代表聯軍在日本的降伏文書上簽字，站在他背後的溫萊特與白思華見證了這歷史上的一刻。

1945年9月2日的受降典禮上站在麥克阿瑟背後的，就是曾被拘禁在台灣俘虜收容所長達兩年的Wainwright（距離鏡頭較近者）與Percival。 (National Archive)

叛將風雲

跟英國陸軍馬來亞司令部（Malaya Command）指揮官 Arthur E. Percival 中將一起在1942年8月底被送來台灣的歐美高階俘虜中，有一位荷蘭皇家陸軍的 Roelof Theodorus Overakker 少將（上圖），被俘前的身分是蘇門答臘中部軍司令官。日軍在1942年3月攻佔爪哇，荷蘭皇家東印度軍總司令 Hein ter Poorten 在8日投降，但是 Overakker 少將繼續在蘇門答臘奮戰到3月28日才棄械投降，被日軍拘留在當地的俘虜收容所。數月後，他被送往馬來，再轉送到位於花蓮港市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安置。1943年6月，Overakker 少將隨著第四分所遷移至白河，但是過不到兩個月，他就被送離台灣。

台灣俘虜收容所的歐美戰俘再被轉送到台灣以外的地區，並不罕見，他們多半是移轉到日本內地或滿州國的俘虜收容所。然而 Overakker 少將的銘銘票（下圖）卻記載他是被送回蘇門答臘（スマトラ），這就非常不尋常了。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原來日軍於1943年春，在關押荷蘭軍人的蘇門答臘俘虜收容所裡，搜到一張 Overakker 少將於1942年5月18日簽署的手諭（見下圖），任命兩名預備軍官為他的副手。日軍因此認定他在被俘期間秘密組織反抗勢力，將他從台灣押回蘇門答臘受審。Overakker 被收押的時間長達一年多，最後在1945年1月9日遭到日軍的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隨即於當天下午執行槍決。這一天正好也是 Overakker 的55歲生日。

NIOD

由於 Overakker 少將在任命副手當時已經是日軍的俘虜，日本認為他違反了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第45條，戰後聯軍的調查也認為日軍算是有正當理由。我非法律專長，無法就此評論。但是 Overakker 的故事被寫成荷蘭文的《Het Overakker Complot》（英文為 Overakker Conspiracy 的意思）一書，於2011年出版，也算是另類的「叛將風雲」吧！

第一批抵台的英國籍俘虜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二次大戰期間被送來台灣關押的各國俘虜中，以英國的人數最多，但是台灣俘虜收容所在1942年（昭和17年）8月2日接管的首批俘虜並沒有英國人。第一批英國籍俘虜是在同年8月29日才抵達台灣，也就是上圖文件提到的白人俘虜，算來已經是第三梯次被送到台灣的。

這個梯次的俘虜於8月16日從馬來出發，當中除了英國人之外，尚有澳大利亞與荷蘭籍的俘虜。然而最特別的是其中包括了非常高階的將官與文官，例如在下圖這一梯俘虜名單中，排名第一的就是英國陸軍馬來亞司令部（Malaya Command）的指揮官 Arthur E. Percival 中將。在他之下還有四位少將的名字，最後一位是馬來亞澳大利亞帝國軍（Australian Imperial Force in Malaya）的指揮官 Cecil A. Callaghan 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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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被送到的台灣的高階文官如下圖所列，階級最高的是馬來總督 Sir Shenton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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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一開始的文件所說，高階軍官及文官被移往花蓮港的第四分所安置。而從下面這張 B. W. Key 少將的銘銘票可以得知，他們是在9月8日才抵達花蓮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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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下級軍官及士官兵則是送到屏東的第三分所，下圖中 William Kennedy 中校的銘銘票顯示，他們在完成檢疫的第二天就由距離高雄港不遠的第三分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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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也告訴我們，Kennedy 中校被送到台灣的俘虜收容所後，不到十天就因病死亡。由於我找不到任何比9月8日還早的俘虜死亡日期，Kennedy 中校跟另一位英軍 Sidney Walker 上尉就成了最早在台灣死亡的歐美戰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