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雀行動

飛抵伊江島的日本代表團，準備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左二為河邊虎四郎 。(National Archive)

1945年8月19日，由陸軍中將河邊虎四郎領隊的日本代表團，按照美軍先前的指示，從木更津基地搭乘兩架漆成白色的一式陸攻飛抵沖繩的伊江島，再換乘美軍的C-54運輸機到馬尼拉，與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指派的代表接洽日本投降的相關事宜。在美軍要求日方配合執行的事項中，有一項是請日方提供所有戰俘營與平民集中營的資訊，並特別指名要知道美國陸軍中將溫萊特（J. M. Wainwright）及英國陸軍中將白思華（A. E. Percival）身在何處（見下圖文件）。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公開 ／ 国立公文書館 所蔵

溫萊中將被俘之前，是駐菲律賓美軍中官階僅次於麥克阿瑟的第二號人物；白思華中將則是以馬來亞司令部司令的身分在新加坡陷落後成為俘虜。兩人在1942年8月間先後被送到台灣，安置在花蓮港的台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白思華的俘虜銘銘票局部如下圖），之後幾度移轉到台灣其他地方。當國際紅十字會於1944年6月派員至台灣探視各國戰俘時，還曾經在木柵的第五分所與溫萊及白思華見面。不過戰爭結束時，兩人已經不在台灣，因為日軍於1944年10月7日將他們及部分被俘的高階軍官或文官送離台灣，經日本內地轉至位於滿洲國的奉天俘虜收容所。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Netherlands

當美軍在8月上旬對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後，日本投降已是指日可待。駐中國戰區美軍指揮官魏德邁（Albert Coady Wedemeyer）於是在8月12日指示駐中國戰區的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準備在日本投降後的第一時間派出特工，空降到日軍設在中國及鄰近地區的俘虜收容所，以確保聯軍戰俘的安全，同時建立起與OSS駐中國總部的通訊管道，協助安排後續的戰俘撤離行動。

準備執行這些任務的OSS特工一共分成九組，各組的代號及負責地區如下：

• 紅雀（Cardinal）：奉天（今瀋陽）
• 紅鶴（Flamingo）：哈爾濱
• 喜鵲（Magpie）：北京
• 鴨子（Duck）：濰縣
• 麻雀（Sparrow）：上海
• 信天翁（Albatross）：廣東
• 鴿子（Pigeon）：海南島
• 鵪鶉（Quail）：河內
• 老鷹（Eagle）：京城（今首爾）

美軍對於被俘同袍的處境非常重視，因此在日本投降之前，已持續蒐集日軍設置俘虜收容所的相關情報。根據美軍的研判，拘留美軍戰俘人數最多的地方應該是滿洲國境內的奉天，菲律賓陷落時被俘的美軍高階將領（包括溫萊特）很可能也拘禁於此。然而奉天不僅距離OSS位於西安的基地相當遙遠，8月8日甫對日宣戰的蘇聯亦派出紅軍進入滿洲國，OSS人員抵達奉天後會遭遇何種狀況實在難以預料。

負責執行奉天任務的OSS紅雀小組由Hennesy少校擔任隊長，隊員包括醫官Lamar少校、無線電操作員Starz、通曉中文與俄文的Leith上士、俗稱「二世」的日裔譯員Kido中士，另有一名擔任中文通譯的中國人Cheng Shih Wu（由中國方面派遣，非OSS編制內人員）。小組成立後密集進行傘訓，準備在接獲命令後一小時內出動。

日本在15日即宣布投降，紅雀小組攜帶將近半噸的武器與無線電裝備，加上1300磅的緊急救援物資，於16日清晨4:50搭乘一架B-24轟炸機從西安出發。上午10:30，小組在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附近上空跳傘，救援物資也以降落傘空投。成員落地集結後兵分兩路，一部分留在原地整理裝備與物資，其餘步行前往收容所。不過所有成員隨後都遭到趕來的日軍解除武裝與留置偵訊，其中三人甚至被脫光搜身。

經過一番激烈的溝通，紅雀小組終於讓日軍相信日本已經投降。當地憲兵隊的主官可能也從上級方面得到確認，轉而向紅雀小組道歉，並派出一輛卡車載送小組成員及裝備、物資，前往位於奉天市大東區滿洲工作機械株式會社旁的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一小隊日本兵隨車護送。雖然紅雀小組見到了俘虜收容所的所長松田元治大佐，松田堅持在得到上級批准之前無法讓小組接管收容所，也不准他們與戰俘接觸。小組成員不得已只好先住進松田安排的旅館，第二天再伺機而動。

當紅雀小組在17日上午再到俘虜收容所時，松田的態度轉為非常配合。小組開始將帶來的些許救援物資分配給俘虜，醫官也在附設醫院發現11名急需後送醫療的虛弱戰俘。不過無線電操作員一直無法透過SSTR-1無線電聯絡上西安的OSS基地，所以後者完全不能掌握紅雀小組的狀況。

次日，紅雀小組終於以無線電與西安基地成功建立通訊，並回報共有1673名戰俘被拘留在奉天。不過OSS急於尋找的溫萊特將軍卻不在奉天市內的本所內，而是跟其他33名高階軍、文官與侍從拘禁在四平省西安街（位置在奉天的東北方，非陝西的西安）的第二分所。

原來美軍蒐集到的俘虜收容所相關情報雖然夠廣，細緻度卻不足，時效性也不夠。以1945年8月的下圖為例，在奉天（Mukden）地區只有標記Hoten及Hoten North兩座戰俘營，但其實Hoten North只是暫時收留1942年11月抵達奉天的俘虜，到1943年7月就移送到新建完成的Hoten（即奉天俘虜收容所本所）。

日軍的俘虜收容所除了所長駐點的本所，之下通常還會設置分所，有時也會在俘虜勞動的地點增設派遣所。以奉天俘虜收容所為例，在奉天西北方的鄭家屯街設有第一分所，位於西安街的是為第二分所，另外有三個派遣所。不過第一分所於1945年5月關閉，全部戰俘被移往本所收容。

奉天市、鄭家屯街、西安街的相對位置圖。(満洲帝国分省地図並地名総攬 : 満洲建国十周年記念)

透過松田的安排，Lamar醫官與Leith上士於18日上午搭上火車，由日軍派兵護送前往西安街。經過長達26小時的車程，兩人終於在19日早上抵達第二分所，見到溫萊特和其他高官俘虜。但因為無法順利聯絡上奉天方面的Hennessy等人，Lamar決定當天親自回奉天安排撤離俘虜所需的交通工具，留下精通俄語的Leith，以便在必要時與蘇聯紅軍溝通。

由於情勢已相當混亂，由一名日軍少佐陪同的Lamar，直到21日中午過後才乘車回到奉天俘虜收容所。然而奉天市已經落入蘇聯紅軍的控制，並強徵了所有日軍的車輛，紅雀小組的Hennessy等人因此被困在下榻的旅館動彈不得。於是Lamar驅車前去將Hennessy少校接到收容所，向當地美軍俘虜的最高階軍官Parker少將報告西安第二分所的狀況。

當天下午，奉天地區的紅軍指揮官Tumanyan將軍來到奉天俘虜收容所，Hennessy藉機請求他協助提供一列火車前往西安撤離俘虜，Tumanyan雖然同意，但也表示火車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弄到，可能還要等上一陣子。

隔了一天的23日中午，距離紅雀小組抵達奉天已經一個星期，Lamar少校搭乘紅軍安排的專列前往西安街，由蘇聯派兵隨車戒護。當一行人於晚間到達第二分所時，卻發現戰俘已人去樓空，只剩下日本衛兵。

原來紅軍的一個步槍營在23日下午進到西安街，並解放了第二分所的俘虜。溫萊特透過Leith上士的翻譯，向步槍營的指揮官表示要帶著俘虜前往奉天。於是戰俘搭上兩輛老舊的日本巴士，跟著步槍營的車隊移動。Lamar少校晚了一步，跟同行的紅軍士兵在附近四處打聽，卻仍找不到這些俘虜，因此又搭乘這列火車折返奉天。

步槍營和俘虜的車隊在滿目瘡痍的道路上緩慢前進，不時遇到道路中斷或車輛故障的問題。當車隊挺進到奉天城外大約30英哩處，路況已經糟到無法通行。紅軍仗勢強徵了一列火車，然而列車行進沒多遠就出軌，於是步槍營指揮官再搶了一列經過的火車，最後在26日的午夜抵達奉天車站。

與俘虜同行的Leith上士立刻步行前往紅雀小組下榻的旅館，向Hennessy少校回報。不過紅軍拒絕出借車輛，兩人只好徒步到車站，迎接溫萊特將軍一同走回旅館。

中國戰區美軍在27日上午立即派出一架C-47運輸機飛到奉天。上午11:00，溫萊特、白思華及其他美、英、荷籍高階戰俘登上飛機（溫萊特抵達奉天後，擬了一份跟他搭機同行的名單，不是所有第二分所的俘虜都搭上這架飛機），先飛往陝西西安，再轉往重慶。

Wainwright獲釋後，搭機經由西安抵達重慶，並受邀至蔣介石官邸與其會晤。 (LIFE)

麥克阿瑟在日本投降後積極尋找溫萊特與白思華的下落，目的之一是要讓他們參加日本投降的儀式。9月2日上午，日本投降儀式在東京灣內的美軍密蘇里號戰艦上舉行，麥克阿瑟代表聯軍在日本的降伏文書上簽字，站在他背後的溫萊特與白思華見證了這歷史上的一刻。

1945年9月2日的受降典禮上站在麥克阿瑟背後的，就是曾被拘禁在台灣俘虜收容所長達兩年的Wainwright（距離鏡頭較近者）與Percival。 (National Archi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