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3日 星期六

位於臺北市的另一座前戰俘墓地

日前在臺北市福德街137巷一帶山坡發現的二戰聯軍戰 俘墓碑,引起文史界一陣騷動,甚至還發生墓碑遭竊之後又歸還的插曲。其實臺北市內還有一處曾經埋葬二戰聯軍戰俘的墓地,規模比福德街的小湖仔坡墓地更大。

這座墓地在日本時代稱為六四二番地第二共同墓地,就在臺灣俘虜收容第六分所北邊的山坡上,下圖的正中央可以看到墓六四二的文字: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臺北舊地籍圖:中山地政事務所》

根據日軍在戰後的統計,共有69名大直第六分所的戰俘被埋在這裡。這些戰俘的墓碑基本上是簡單的木製十字架,至於少數於戰後死亡的戰俘是否也有像小湖仔坡那種水泥墓碑,就要等發現實物才能確定。下圖是1945年9月2日死亡地戰俘Lines, Williams銘銘票的背面,他雖然熬到日軍戰敗投降,卻在真正重獲自由前命斷異鄉: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美軍的偵察機在1945年4月1日曾拍到這裡的照片,但因為墓地沒有軍事價值,所以當時也不會知有友軍戰俘葬在這裡:

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美軍航照影像(1945/4/1攝)》

目前此處仍是墓地,但不知是否仍有當年的戰俘墓碑殘存,由於面積很大,要探查並不容易。值得注意的是,墓地西邊不遠處有一座35快砲陣地,但似乎已在近年撤離。我一直很好奇,那35快砲要怎麼運來這裡,難道是利用旁邊的直升機起降場嗎?

2022年4月9日 星期六

埋在小湖仔坡墓地的戰俘

從福德街137巷8弄爬上小湖仔坡墓地,會先看到戰‌俘 Clack 的墓碑(下圖左),第二座墓碑則因風化雨蝕得相當嚴重(下圖右),在現場無法立即判定屬於哪位戰‌俘。

Clack 墓碑(註)所刻十字架下方第一行是臺灣俘虜收容所戰‌俘編號,第二行是姓氏加上名字縮寫,第三行則是死亡日期。以此作為比較的基準,可以看到上圖右戰‌俘編號最後一碼有個圓圈,應該是8或9的一部分,姓加名的長度則比 Clack E. A. 更短。

【註】Clack的墓碑在幾天前被人擅自從現場取走。後於4月11日歸還。

戰後埋在小湖仔坡墓地的戰俘名單如下,五人之中,僅有 Howe, John 的姓名比 Clack 還短: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Howe 的銘銘票(下圖)右上方寫的戰俘編號是 1339,符合以上的觀察。其他四人之中,只有 Clack 的戰俘編號尾數是8或9。因此我推論這塊模糊不清的墓碑,就是英軍戰俘 Howe 的。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第六分所也有戰俘在戰爭結束後死亡,葬在大直墓地。不知是否也有類似的墓碑遺留下來?


2022年4月5日 星期二

小湖仔坡墓地踏查

圖片來源: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台北市舊地籍圖中坡

在楊燁兄的邀約下,今天前去上圖標示「墓」的小湖仔坡墓地,實地探查戰‌‌俘墓碑遺跡。從福德街137巷8弄往上爬,首先會看到前兩天貼出來的 Clack 墓碑,接下來的第二座碑風化雨蝕得相當嚴重,第三座墓碑則平躺於地面,下圖是轉正後的照片:

以保留最完整的 Clack 墓碑為參考,可見上圖這座碑上半刻有十字架與俘虜編號的部分已經斷落佚失,僅剩下模糊的姓名和死亡日期。經過簡單的影像處理後,可辨識出以下幾個字:

比對葬在小湖仔坡墓地的五位戰俘姓名,符合條件的只有英國戰俘 Leggett B. E. (有些文件寫成 Legett)的。根據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的網站,Leggett 死於1945年8月29日,日期的尾數符合上圖的那個數字 9。以下文件記錄的死亡日期也是8月29日。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不過日軍開立的死亡診斷書所記載的死亡日期卻是8月28日(如下圖,注意姓氏寫為 Legett):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這五名戰俘中,確定於8月29日死亡的是 Howe, John,但比對墓碑上的文字,不可能是他。因此我認定今天看到的第三座墓碑是屬於 Leggett (或 Legett)的。以下這份戰後英國軍方的文件,也根據日軍開立的死亡診斷書,確認死亡日期是 8月28日。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2022年4月2日 星期六

小湖仔坡墓地的戰俘墓碑

二次大戰在1945年8月15日畫下句點後,仍被拘留在臺灣的聯軍戰俘持續有人因病或事故死亡,已經遷到松山的第一分所,在這段期間內就有五名戰俘死亡。根據日軍的記載,他們被葬在臺北市中坡的小湖仔坡墓地。

遍尋中研院的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都找不到「小湖仔坡」這個地名,最相似的是「湖仔坡」,也就是現在虎林公園的位置(所以公園是陂塘填出來的)。根據一千二百分之一台北市地形圖(1958),湖仔坡的西南側有一處墓地。起初我懷疑這裡就是小湖仔坡墓地,不過有其他地圖指出這裡稱為寧波公墓,日本時代地籍圖也顯示這裡當初並非墓地,所以這座墓園應該是1949年之後才出現,不太可能是小湖仔坡墓地。

一千二百分之一台北市地形圖(1958)顯示松山商職東側高地有第四公墓(見下圖),由於這裡仍屬於中坡,1930年代的中坡地籍圖亦顯示此處當時即為墓地,因此我大膽推論,這個第四公墓就是曾埋有戰俘的小湖仔坡墓地。

圖片來源: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一千二百分之一台北市地形圖(1958)

美軍和英軍在戰後都曾派員來臺,取走過去被埋在各地的戰俘遺骨,加上臺北市近幾十年來迅速發展,所以自然會認為這座小湖仔坡墓地已經蕩然無存。

誰知幾天前有網友郭懷正先生跟我聯繫,表示他在這個地點發現了不只一座戰俘的墓碑,並提供其中一張照片(如下圖)。原來臺灣仍有原始的戰俘相關遺跡,這是極為重要的發現!

註:花蓮誠正營區雖有第四分所的遺跡留下,但是否保存原始樣貌,不無疑問。

郭懷正先生提供

根據墓碑上銘刻的日期1945年8月25日與兵籍號碼2349752,不難查出這是屬於英軍戰俘 Clack, Eric Arthur(也有文件寫為 Clack, Erec Arthur)。問題是其他在臺戰俘埋葬地點都只有簡陋的木製十字架,為什麼這裡用石製墓碑?是誰立的?

墓碑上刻的十字架下方有 1759 這個數字,這是 Clack 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編號(見下圖銘銘票的右上角),所以我推測應該是日軍立的碑,畢竟英軍或美軍不太可能在他們軍人的墓碑刻下這個代表受辱的號碼。由於 Clack 等人是在戰爭結束後才死亡,說不定日軍是為了表達善意才特別訂做石碑。

圖片來源: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2022年3月20日 星期日

視而不見

下圖來自美軍第14航空隊在1944年4月製作的《Third Phase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Report》,編號30的地標被美軍判讀為日軍砲兵基地,但其實這裡就是關著聯軍戰俘的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四分所。在此之前,無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是英、美的利益保護國代表,都未曾訪視過已遷到此處的第四分所,因此美軍無從得知它的存在。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美軍剛開始偵照臺灣時,都是從高空拍攝,所以實在無法從這張1944年3月的照片看清楚第四分所的配置。但根據美軍在同一份文件的判釋結果,這裡有18棟大型兵舍及18棟較小型的建築,大致與戰俘在戰後的描述符合。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面這張由B-29在1944年10月從高空拍攝的照片,勉強可以在編號1的位置看到緊鄰第四分所的海豐厝國民學校內角分教場操場(今內角國小),第四分所就在編號2的位置,不過還是不清楚。有趣的是,1944年3月照片上被標示為假機場的兩個地標中,北邊的那一個已經不見了,南邊的則因為有雲層遮蔽而無法確定。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當美國的CORONA衛星在1966年拍攝以下照片時,無法確定第四分所的建築仍留在原地(編號2),但內角國小的操場依然可見(編號1)。1944年3月照片中假機場的南、北跑道此時都已不見蹤影,所以1944年10月照片的雲層之下很可能也沒有南跑道了。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下圖是Google Earth提供的2002年9月衛星照片,在假機場南跑道的位置出現了長條狀的戰車射擊場,這大概只是個巧合,因為1966年的衛星照片就不見其蹤跡,所以不可能是日本時代留下的遺跡。

(Google Earth)



2022年3月13日 星期日

坐在電腦前當偵探

二次大戰結束後,美軍派出中國戰區搜救隊(China Theater Search Detachment)的人員來台,搜尋戰時在台灣失蹤的美軍飛行人員(請參考《活要見人,死要見屍》)。不過他們並未尋獲任何生還者,至於在台灣各地找到的美軍遺體,則先轉運至上海,再送回美國。

時至今日,仍有部分美軍遺骸尚未確認身分。幾天前,一位從事這方面調查研究的美國人,請我協助找出案號 X213 人員失事位置的 Chikuto Airfield(竹塘飛行場) 在哪裡,因為當時各種美軍地圖上都找不到名稱相同的機場。這對我來說並不難,很快就確定是日軍的北斗飛行場(位在當時的北斗郡,如以現在的行政區來看,是在竹塘鄉和埤頭鄉境內,反而不在北斗鎮),美軍稱之為溪州飛行場(Keishu Airfield)。下圖是美軍在1945年1月拍到的北斗飛行場空照,可見兩條大致為南北走向的跑道,與多條滑行道。

北斗飛行場空照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這位美國研究者提供的文件中,包括中國戰區搜救隊在1946年訪問飛機墜毀目擊者莊仁和的紀錄(如下圖)。根據莊先生的描述,在1944年10月12日上午11時左右,三架美軍飛機來襲,其中一架在低飛掃射時撞到甘蔗後爬升不及而墜毀,飛機斷成好幾截,不過沒有起火,飛行員則當場死亡。

找遍1944年10月12日當天空襲台灣的各單位作戰報告,沒有任何一份提到有飛機墜毀在溪州飛行場(即日軍北斗飛行場)一帶。唯一提及溪州飛行場的任務,是艾塞克斯號航艦第15戰鬥機中隊在清晨執行的戰鬥機掃蕩,第15戰鬥機中隊雖然損失了三架F6F,但都是在海上迫降。

第15戰鬥機中隊作戰報告裡的地圖畫出了溪州(北斗)飛行場東、西兩條跑道,分別是編號7與8。

列克星頓號航艦上的第19戰鬥機中隊也執行了同一波的戰鬥機掃蕩任務,不過飛行員對於攻擊了哪一座機場的說法分歧,有的飛行員說是台中飛行場,有的說是豐原飛行場(日軍公館飛行場),也有人語帶保留的只說是不知名的機場。但值得一提的是,作戰報告提到艾塞克斯號的戰鬥機也在同一空域。第19戰鬥機中隊在這次任務中損失了兩架 F6F,其中一架失事的情況,跟莊仁和的描述非常相似,都是三架飛機在掃射時,其中一架俯衝後未能及時爬升而墜毀:

第19戰鬥機中隊作戰報告對於一架 F6F 失事的描述。

讓我肯定 X213 就是第19戰鬥機中隊飛行員的關鍵原因,是負責中台灣空域的第38.3特遣支隊(Task Group 38.3),當天沒有其他單位的 F6F 墜毀在台灣的陸地上。雖然作戰報告中仍有跟莊仁和所述牴觸的部分,例如發生的時間與飛機墜毀後起火與否,不過這兩點都還可以用戰爭中的混亂與模糊來解釋。

如果我這個坐在電腦前辦案的偵探推論正確的話,X213 的身分便是第19戰鬥機中隊新任中隊長庫克(Franklin Eugene Cook, Jr.)少校。希望美方可以循著這條線索,透過齒科病歷或是 DNA 鑑定,盡快確認身分,讓亡者安息。

美國海軍官校1939年畢業紀念冊《Lucky Bag》裡的庫克。


2021年8月31日 星期二

二戰中首位在臺被俘美軍

臺灣俘虜收容所在1942年開設後,馬上就有美軍戰俘被關押在此,但這些美軍幾乎都來自菲律賓戰場,並非在臺灣被俘。

1943年11月25日,新竹飛行場遭到美國陸軍第14航空隊轟炸,是美軍空襲臺灣之始。1944年1月11日晚間,第14航空隊出動B-24重型轟炸機,其中六架先對位於高雄市的日本鋁株式會社投下炸彈,製造混亂,另外三架B-24隨後趁隙飛抵高雄港外投下水雷,是美軍首次在臺灣周邊執行的空中佈雷任務。

第14航空隊1944年的轟炸與佈雷任務統計 (14th Air Force 1944 Annual Summary)

此後,第14航空隊又零星的執行了幾次高雄港外的佈雷任務。1944年8月31日,第14航空隊再度出擊,準備由12架B-24轟炸高雄港的碼頭與船隻,再以四架B-24在高雄港的防波堤外投下水雷。

執行轟炸任務的B-24在晚間飛抵高雄港時,當地氣象並非如早先預報所說的多雲,而是明月高掛。日軍佈署在高雄港周邊的探照燈開啟搜索敵機,地面與船艦上的槍砲也猛烈對空射擊。

在第二代臺南海軍航空隊擔任教官的谷水竹雄飛行兵曹,接獲美機來襲的警報後,率先跳上一架零式戰鬥機起飛前往攔截。夜戰經驗豐富的谷水竹雄在夜空來回穿梭,一架B-24被他擊中後冒出火焰,逐漸失去高度後墜入海中。另外一架B-24也被谷水擊中,但是這架受損的B-24最後仍脫離現場。

谷水竹雄 (Public Domain)

負責佈雷的B-24在前一波的轟炸任務結束後飛到目標區,機上乘員遠遠的就看見高雄方向冒出熊熊火光。當他們接近高雄港的防波堤外海面時,日軍再度發射防空砲火,這四架B-24分別投下水雷後,立刻貼近海面飛行躲避日軍的砲火,迅速飛離目標區。

被谷水竹雄擊落的B-24在墜毀前,大約有五名乘員跳傘逃生。駐防在琉球嶼的日本軍人垣本(音譯)得知有敵人落海,便率領幾位村民前往搜索,一名生還的美軍機員被尋獲時,曾掏出手槍射擊,但遭垣本開槍回擊後遭到制伏。

這位第14航空隊總部的助理作戰官歐尼爾上尉(Captain George K. O'Neil),於是成為第一位在臺灣被俘的美軍人員。不過日軍並未將他關押在臺灣俘虜收容所,而是在幾天後用飛機送到東京憲兵隊偵訊,旋即移管至東京俘虜收容所本所。

歐尼爾上尉幸運的存活下來,在日本投降後被美軍同袍解救回國。美軍曾在1946年派員來臺搜尋同機其他成員的下落,但均無所獲。


2021年8月15日 星期日

傲慢或偏見?

(UK National Archive)

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後的日本成了戰敗國。幾天後,原本由臺灣軍羈押的11名美軍飛行人員,被送往臺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等待後續處理。但是不到兩個月前,另外14名被俘美軍飛行人員被日軍以戰犯罪名槍斃。

我們現在看到對這起槍殺事件的主流描述,只有這14名美軍在失事被俘當時執行的任務,接下來快轉到他們在一天之內被日軍速審速決,然後就跳到他們遭到槍斃的日子。但其實目前廣為流傳的槍決地點並不正確,這些美軍也從未被日軍關在臺北刑務所。每年6月19日為了紀念被槍殺美軍而在臺北刑務所遺址舉行的儀式,距離實際案發位置仍有數公里之遙。


1945年6月19日在臺北發生的美軍槍殺事件,日軍是不折不扣的加害人,末代臺灣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在戰後因此案被捕,還有多人依戰犯罪名判刑確定。一般人的心理多半會站在犯罪事件中受害的一方,比較不會相信加害方的說法。也許基於這種同情被害方的偏見,目前看到對這一事件的敘述,極少採用日軍人員的說法。

但有沒有可能日軍方面的說法是被戰勝國的傲慢刻意忽視,甚至抹除?由於這14名美軍已被槍決身亡,其他在臺聯軍戰俘也無人目擊,如果不使用日方的說法,我們現在看到對這事件的(錯誤)描繪究竟來自何方?

我們能不能先拋開戰勝國的傲慢和被害人的偏見,用嚴肅的態度檢視日軍對此事件的講法?不然每年看到一群誠心誠意參加儀式的人為不在此處發生的悲劇默哀,總覺得有些尷尬。

2021年8月8日 星期日

臺北鐵道工場的戰俘足跡

曾經獲得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經典老片《桂河大橋》(The Bridge on the River Kwai),是以聯軍戰俘在日軍奴役下修建的泰緬鐵路為背景。被關押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的聯軍戰俘,也有少數被日軍強迫為臺灣的鐵道工作,地點就在目前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所在的前臺北鐵道工場。

戰後附在戰犯審判文件裡的臺北鐵道工場配置圖 (UK National Archives)

初期只有三十名左右大直第六分所的戰俘為臺北鐵道工場工作,日軍每天安排車輛從大直載運他們到松山上工,工作結束後再送回第六分所。除了臺北鐵道工場,另有若干戰俘被派到附近的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工作。

臺北鐵道工場配置圖的右上角放大後,可以看到標記戰俘(POW)使用的浴場及餐廳 (UK National Archives)

1945年6月17日美軍空中偵察照片裡的臺北鐵道工場浴場及餐廳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後來日軍陸續將入伍前擔任過技術工人的其他分所戰俘移管到第六分所,以便支援鐵道工場的工作。臺灣總督府交通局當初為鐵道工場申請使用戰俘的目的,主要是修理鐵道車輛。但是有戰俘在戰後宣稱日軍強迫他們製作或修理飛機零件,而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規定不得讓戰俘從事兵器彈藥的製造工作,所以有一名英軍戰俘拒絕執行相關工作,結果不但遭到日軍毆打,還被處以重營倉10日的懲罰。

被處重營倉10日的英軍戰俘銘銘票背面註記 (UK National Archives)

由於日本的運輸船團屢遭美軍潛水艇的伏擊,日軍從東南亞掠奪的石油難以運往臺灣及內地,燃料短缺的問題日益嚴重,這也影響到每天從大直分所到鐵道工場的戰俘交通。於是臺灣軍在臺北鐵道工場與臺北州自動車運輸株式會社之間覓得地點,設置第六分所松山分遣所,收容在這兩處場所工作的戰俘。在戰爭結束時,松山分遣所有大約一百名聯軍戰俘。

2021年7月28日 星期三

誰逮捕了安藤利吉?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在臺灣的最後一任總督兼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將,在前來佔領臺灣的中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暨警備總司令部命令下,頭銜改成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長,接受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的指揮,協助中方的接收作業及日方軍民的遣返。

聯軍的戰罪調查小組經過數月的調查,在1946年1月透過中國的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向臺灣地區日本官兵善後連絡部下達命令,要求交出53名戰犯或嫌疑人,以接受偵訊。這批名單牽涉的案件中,與戰俘相關的有臺灣俘虜收容所虐待戰俘案、美軍飛行人員審判及審問案,安藤利吉雖然跟這兩大案都有關係,卻不在這53人的名單上。

遣返日本在臺軍民的行動於1946年4月進入尾聲,美軍請求中方將安藤利吉與諫山春樹等人逮捕後引渡交與美軍。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在4月13日派員至安藤官邸將之逮捕,經審訊後將安藤等人交由美軍代表蒙那上尉運往上海。細看逮捕當時所攝照片(見下圖)的左半部,可以看到安藤是接受一位中國軍官的逮捕,這名軍官身旁還有兩名具有西洋臉孔的人士,他們究竟是誰?

(國家圖書館)

由於安藤曾是臺灣末代總督,他的逮捕象徵日本治臺時代的真正完結,是臺灣史上的重要事件。不過我在臺灣的數位典藏資源卻找不到逮捕行動的詳細描述,即使提供上圖的國家圖書館臺灣記憶展覽,也只有提到安藤與諫山二人。鈴木茂夫著《台灣處分一九四五年》一書描寫的安藤逮捕事件,將日期記為12日,文中僅敘述中國軍隊奉警備總司令部之命執行逮捕,未提及當時有西方人在場,也沒有寫出安藤與諫山以外人士的姓名。

負責將安藤等人押解到上海的美軍軍法官蒙那上尉,在此事件的二十多年後,接受一家美國報社的採訪。根據他的回憶,由三名美國人與五名英國人組成的聯軍戰罪調查小組,在取得中國方面的協助後,前往臺灣逮捕安藤。照片左四即為蒙那,左二則是前金瓜石分所戰俘Crossley少校,不過蒙那並未說明負責的中國軍官是誰。

令人玩味的是,不論在國史館或檔案管理局的相關數位檔案中,都只有記載美軍的戰罪調查小組在臺灣逮捕日軍戰犯,完全看不到英軍的參與。然而在蒙那描述的調查小組中,英軍的人數還多於美軍。為什麼英軍的角色會消失?是當初就未記載於檔案中,還是相關檔案尚未數位化提供查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