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這份文件描述了首批送來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俘虜組成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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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JACAR |
臺灣俘虜收容所拘留的每一名俘虜都有一個流水號編成的俘虜編號，同一批來臺的俘虜通常是由官階高的人編到前面的號碼，所以文件提到的兩名美國陸軍軍官就包辦了第1、2號。下表中紅框內的Scholey上尉即為臺灣俘虜收容所的第1號戰俘（注意最右一欄裡的號碼）：
當瑞典駐日公使館派代表到屏東第三分所視察時，負責準備戰俘伙食的炊事班共有九人，其中三人為固定班底，包括擔任主管的Scholey上尉，及兩名華裔。臺灣俘虜收容所總共只收過三名華裔戰俘，因此第三分所的華裔伙夫就一定是下表紅框內的兩人。他們的俘虜編號分別是第4、5號，換句話說，他們也是首批來臺戰俘的成員（最上面文件中提到的准士官以下三名）。
我懷疑他們很可能是因為具備炊事專長，才被選為第一批來臺。不然一大票戰俘被送來臺灣後，才發現沒有會料理的人，不就都餓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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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
拙作《空襲福爾摩沙》出版前，曾經為上面這張B-29的空襲照片困擾許久。照片左側的一大半是高雄的半屏山，中央被我用黃框標示的部分放大後（見下圖）可以看到空中有10枚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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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
讓我困擾的是照片最右側用紅色框標記的部分（見下圖）寫著MB11和15-10-44-0411Z。MB11代表B-29的第11號任務，15-10-44則代表1944年10月15日，但問題是第11號任務是在1944年10月16日執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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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人社中心GIS專題中心提供 |
美軍空照標示錯誤並不罕見，癥結在於MB11和15-10-44-0411Z二者究竟哪個才是正確的。昭和19年的《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曾記載10月15日有三架B-29侵入高雄及岡山地區上空，但未提到是否投彈。《空襲福爾摩沙》最後認定美軍在10月15日這一天並未對台灣發動空襲，不過我已經忘了當時我是根據什麼決定這樣下筆。
最近看到臺灣總督府防衛本部防空部編纂的昭和19年10月12日至17日《本島空襲狀況》，提到15日這天有B-29、P-38戰爆九機侵入新竹、臺中、臺南、高雄各都市上空，並在高雄市以水平爆擊方式投彈，造成高雄市內死亡三人、輕傷二人，136棟住家遭到輕重不等的損害。
這是我頭一次看到臺灣在1944年10月15日遭到美軍轟炸的史料，也讓我再度懷疑上面那張空襲照會不會是10月15日拍攝的。
《空襲福爾摩沙》出版後，日本友人新妻博子女士送給我一批B-29空襲臺灣的任務報告。為了釐清這次的疑慮，我再度翻出1944年10月16日第11號任務的報告，結果看到第444轟炸大隊的352號機在當天轟炸屏東時有10枚炸彈卡在掛架上，後來全都在左營軍港上空投下（見下圖）。而上面那張空襲照紅框內註解文字中的444-AC352正好就代表第444轟炸大隊第352號機，黃框內也正好有10枚炸彈，另一張連續照片也顯示這些炸彈落在左營軍港。終於可以確定，本文第一張照片是在1944年10月16日的第11號任務中拍攝的，讓我糾結多年的疑問總算塵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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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10月16日第11號任務報告，新妻博子提供 |
至於《高雄海軍警備隊戰時日誌》與《本島空襲狀況》在1944年10月15日記載的B-29，應該是執行編號4MR11偵照任務的飛機。只是我仍找不到任何美軍文件記錄當天曾經投彈，也許是利用偵照任務順便轟炸，但因投彈數少而未記載，而這也表示《空襲福爾摩沙》漏掉了。
聯合國戰罪審查委員會（United Nations War Crimes Commission）於1944年6月在中華民國的重慶成立了遠東及太平洋分會（The Far Eastern and Pacific Sub-Commission，以下簡稱遠東分會），共有11個會員國。會員國所掌握的日軍戰犯嫌疑人或重要證人名單，可透過代表在不定期會議中提交分會審查。
由美國代表在1945年10月26日遠東分會第15次會議提出的218名戰犯與重要證人名單中，首度出現了臺灣俘虜收容所的人員，不過都只有姓氏，包括：中野、日置、今村、加茂下、若杉、中島、山中、古河、松村。 以下是中野（準一）、日置（史郎）、今村（八代八）出現的頁面：
此外，同一份名單裡出現的佐澤，雖然被紀錄為奉天俘虜收容所長，但因為奉天從未有名為佐澤的所長，所以我認為是指臺灣俘虜收容所第二任所長佐澤秀雄：
除了中野、佐澤是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其餘都是花蓮港或白河分所的人員，被指控的犯罪日期最多只到1944年10月為止。因此這批名單應該是美軍在1945年8月下旬救出奉天俘虜收容所的高階俘虜後，由戰犯調查人員訪談美軍俘虜所得的人員姓名。這些高階戰俘許多待過臺灣的花蓮港與白河分所，被日軍在1944年10月從臺灣轉送奉天拘留。由於許多被關押在臺灣的歐美俘虜不識所內日軍的全名，都是以私底下取的綽號稱呼他們，所以名單上有姓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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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報 1943年06月14日 (国立国会図書館) |
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網站找到一份1943年日本司法考試的口試名單，竟然同時有好幾位在未來會前來臺灣，其中巧合令我訝異不已。然而讓人感慨的是，這些才準備踏入司法領域的青年，也有不少在短短幾年後，就因為跟臺灣的連結被捕下獄，甚至英年早逝！
69 岡垣學和208 藤川健在1944年底完成陸軍軍法訓練後，奉派前往緬甸。在臺灣等候飛機時，因為戰局轉變，無法繼續南行而留在臺灣。岡垣學在戰後返回日本，藤川健卻因案受審（如下所述）。
29 仁科康在1944年底派往新加坡，也因戰事逆轉而改調臺灣軍司令部。當臺北陸軍拘禁所長松尾正三在戰後因戰犯罪嫌被捕後，所長一職由仁科康代理。1946年4月引揚回日後，不久也依戰犯嫌疑遭到逮捕，送往上海調查，幸獲不起訴處分。
3 伊東忠夫、195 松井正治、208 藤川健、295 伊達實夫，因為在審判14名空襲臺灣美軍人員的軍律會議上擔任裁判官或檢察官，在1946年遭美軍上海戰犯法庭判處徒刑。
74 王育霖，在戰後回臺擔任檢察官，卻在二二八事變被捕，從此人間蒸發，屍體下落不明。
生在那個年代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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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
1945年9月，二次大戰剛剛畫下休止符，已經來到臺灣的美軍部隊中，有個名稱縮寫為SOS的單位（上圖是這個單位當時發出的文件）。蔡丁貴教授在翻譯《狗去豬來》時，用「急救組織」來稱呼這個單位。而陳翠蓮教授的《重構二二八》中，則是用「急救組」作為這個美軍單位的譯名。
現在提到SOS，大家應該都會聯想到國際通用的求救訊號。不過前述美軍單位名稱縮寫的SOS，事實上卻跟求救、急救無關，而是代表 Services of Supply，或可翻譯成「補給勤務隊」。由於美軍不只在一個地區成立補給勤務隊，所以在SOS這個縮寫後通常還會加上地區或戰區的名稱，例如上圖的SOS之後就是代表中國戰區（China Theater）的CT，全名可翻成「中國戰區補給勤務隊」。
下圖是美軍出版的《The Transportation Corps Operation Overseas》第596頁，關於SOS, China Theater起源的描述：
該書的索引把這一段列在Services of Supply的條目之下，因此可以確定前述的SOS這個縮寫是補給勤務隊之意，而不是廣為人知的求救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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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A) |
之前我運用檔案管理局的史料，推論上面這個第八部隊的部隊長全名為益子熊次郎。不過這項推論是基於間接關聯的證據，缺乏「一刀斃命」的快感。
這幾天在林獻堂的《灌園先生日記》裡，終於找到直接的答案。他在昭和19年（1942）10月15日寫下：
第八部隊長陸軍少佐益子熊次郎午前十一時餘來訪，適余不在…
過了幾天，林獻堂與陳炘「同往第八部隊訪隊長益子熊次郎少佐」。 在此之後，益子熊次郎多次出現在林獻堂的筆下。
過去我遇到的另一個跟日本人姓名有關的問題，是以下國史館文件裡提到的小島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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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史館典藏號020-010117-0034) |
檔案管理局的另一份檔案裡卻將其姓名寫為小島俊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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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管理局檔號：B5018230601/0034/545/4010/013/009) |
除了解決我對日人姓名上的疑問，《灌園先生日記》也有許多跟臺灣空襲的記載，如果可以跟我的《空襲福爾摩沙》互相對照，應該也十分有趣。只不過現在沒什麼時間去管空襲了。
之前我曾寫到二戰期間盟軍戰俘在臺北鐵道工場的經過。在臺灣俘虜收容所第六分所第二分遣所完工之前，日方每天派車把戰俘從大直載到鐵道工場，下工後又載回大直。由於鐵道工場本身有相當多的日籍員工（臺灣人當時也是日籍），所以戰俘的上下工的時間比員工提早一小時，以避開進出工場的人潮。
日軍規定戰俘在工場內只能與配戴臂章的員工說話，但非必要時也不得交談。此外，戰俘禁止收受員工給予的禮物，或與員工交換物品，也不得把工場裡的東西帶回戰俘營。日軍將這些規定寫成告示，張貼在工場和食堂裡。這些規定跟曾令毅老師轉述鄭萬經先生的口訪內容大致相同。
在鐵道工場做工的戰俘唯一的「福利」，大概就是下工後可以到浴場裡沐浴，洗去身上的髒污和一天的疲累。下面這張作為戰犯審判證據的浴場外觀圖，不知道是誰畫的，由於與實際的外觀略有出入，所以應該是憑記憶畫的，但圓拱形的屋頂肯定讓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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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附在戰犯審判文件裡的臺北鐵道工場浴場外觀圖 (UK National Archives) |
今年的文博會期間，我終於有機會進到這座浴場，站在戰俘當年曾經站立過的地方。或許，當時有戰俘從一樣的角度望向窗外，想著哪一天才能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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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攝於2023年文博會期間 |
戰俘在這裡的短暫經歷，只是鐵道工場長達九十年歷史裡的雪泥鴻爪，已經消逝無跡。但我期望鐵博正式成立後，可以在第二期、第三期的展覽內容加入這一段鮮有人知的故事。
1946年，前臺灣軍司令部情報班的牧澤義夫、中野良雄及若干下屬人員，因為在戰爭期間嚴刑拷打被俘美軍飛行人員，交由美軍上海戰犯法庭審判。他們曾在親筆書寫的自白書中，提到這些美軍戰俘被關押在拘禁所裡。其中關晉兵長在自白中寫下，拘禁所位在臺灣軍司令部營區西北角，一個被磚牆圍起來的區域內（空照圖可參考《原日軍臺北衛戍監獄之商榷（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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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晉自白書的局部 |
牧澤義夫的自白書（見下圖）是用「臺灣軍拘禁所」來稱呼，這可能是當時臺灣軍內部慣用的說法。自白提到的松尾少佐，就是曾經參與14名被俘美軍的審判，戰後被捕以戰犯罪嫌起訴，卻在羈押期間畏罪自殺的臺北陸軍拘禁所長松尾正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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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澤義夫的自白書局部 |
下圖的文件，可以證明松尾正三是臺北陸軍拘禁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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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份文件一開始就提到臺北陸軍拘禁所長松尾正三。Source: 國發會檔案管理局 |
下圖是上海戰犯法庭的證據中，一份臺灣軍收押令的英文譯本，遭到收押的Harry Aldro是1945年1月4日在臺灣失事的美國海軍TBM上的成員。再下面的文件則列舉了Aldro在1945年6月19日遭槍決當天，日方見證人員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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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海軍士官Harry Aldro的收押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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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證Aldro槍決的日方人員姓名 |
我拿到的微縮膠片掃描檔中，所有被當成證據的日軍文件都只有英譯本，沒有日文原件，讓考證增添了一些難度。不過從 Taiwan Military Jail 這個名詞，就可以知道這不可能是指臺北刑務所，因為其名稱中完全沒有與軍方有關的字眼，翻譯人員沒必要畫蛇添足加上 Military 這個字。此外，由於日方人員中有 Warden of the Taiwan Military Jail Shozo Matsuo（松尾正三的英譯），也就證明 Taiwan Military Jail 即為臺北陸軍拘禁所（牧澤所說的臺灣軍拘禁所）。
以上的考據證明，二戰期間在臺被俘美軍飛行人員是關在臺北陸軍拘禁所，而不是網路上流傳的臺北刑務所。
至於為何網路上普遍誤傳關押地點為臺北刑務所，我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我在上篇一開始就提到的，不少人分不清楚監獄和看守所的差別，更別說知道日軍的刑務所與拘禁所有何不同了。
這些被俘美軍的槍決地點也不是傳言中的臺北刑務所，但也非臺北陸軍拘禁所。相關的考據，未來再找機會說明清楚。
如果問起看守所和監獄的差別，應該有不少人答不上來吧？根據法務部介紹矯正機關的網頁，監獄用於執行經刑事判決確定的受刑人，而看守所則是用在羈押偵破或審判中的刑事被告。
我在《原日軍臺北衛戍監獄之商榷（一）》這一篇裡提到，根據昭和15年（1940年）修正的陸軍監獄官制，原來的衛戍刑務所及衛戍拘禁所分別改稱為陸軍刑務所與陸軍拘禁所，而且在臺北的監獄設施從刑務所改為拘禁所，其正式名稱為臺北陸軍拘禁所。
昭和20年（1945年）再修正的陸軍監獄官制說明了陸軍刑務所與陸軍拘禁所的差異（見下圖，本文所引文件圖像裡的紅線都是筆者所加），拘禁所只有拘留場及拘置監兩種設施。（其實大正12年頒布的陸軍省令第八號就有類似的規定，只不過當時是用衛戍刑務所及衛戍拘禁所的舊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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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JA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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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rce: JACAR |
位於大直的臺灣俘虜收容所本所（後來改制為第六分所），從1942年11月起接收戰俘。半年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代表從日本來臺訪視戰俘，也到過大直本所，因此同盟國很早就知道在大直地區有座戰俘營。
美軍早在1943年4月就開始以飛機偵照臺灣，後來也在偵察照片中的大直一帶，找出疑似戰俘營的設置地點。下面這張照片取自美國第14航空隊於1944年6月產出的一份情報分析，照片本身攝於1944年3月，在編號13的位置標示了疑為戰俘營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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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 |
美軍對這座設施的判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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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提供：中央研究院GIS專題中心 |
1944年10月12日，美軍艦載機大舉襲臺，揭開一連串空襲臺灣的序幕，也為戰俘帶來了重獲自由的希望。根據大直分所戰俘Sowerby中尉的日記，一枚日軍高射砲彈的引信在13日早上從空中掉落，穿透戰俘營房的屋頂，打傷了一名戰俘的手臂。
雖然執行空襲任務的美軍飛機會避開疑似戰俘營的位置，但拘留在此間的戰俘卻不可能知道美軍已經透過偵照發現戰俘營。所以戰俘當天就向第六分所長久留田巖提出請求，要日軍在戰俘營的屋頂清楚標示代表戰俘的英文字POW或紅色的十字符號。久留田以電話聯繫已調回市區內本所的所員若杉治朗，要他向所長佐澤秀雄請示。佐澤認為茲事體大，不敢擅作決定，於是派遣若杉前往臺灣軍司令部請示高層。司令部方面認為沒有必要標示，若杉先向佐澤上報，再回報給分所長。
次日，久留田透過通譯對戰俘表示，美軍向來野蠻殘酷，見到醫院或戰俘營就蓄意攻擊，完全漠視日內瓦公約，如果標示出戰俘營的位置，美軍可能還會空投武器彈藥給戰俘，因此拒絕了戰俘們的請求。久留田還說，假如戰俘自行做了標示，那麼他就會命令部下對空襲的飛機射擊，故意引來他們的攻擊。
日軍規定在空襲警報期間，戰俘必須回到營舍的床上，關閉所有門窗，而且不得離開床上或從門窗縫隙偷看。但是戰俘不斷要求設置防空避難設施，所以日軍後來同意由戰俘在分所大門北側的山腳下挖掘防空壕。然而戰俘人力不足，又缺乏必要的工具，這座防空壕在下挖到岩盤後就停工了。
幸好美軍已經知道空襲要避開這個地點，所以大直分所存續期間，唯一一件與空襲有關的傷亡就是1944年10月13日受傷的那名戰俘。
（本系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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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國很早就知道有一批戰俘被拘留在臺灣的金瓜石，然而不論是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或是利益保護國的代表來臺探望戰俘時，日軍都以金瓜石位於要塞地帶為由，拒絕這些代表前往當地訪視。
美軍開始空襲臺灣後，由於投鼠忌器，轟炸的目標都盡可能避開已知的戰俘營周邊。下圖取自美軍作於1945年初的一份目標情報分析報告，在臺北州內就標示出四處疑似戰俘營的大略位置，但只有被我用紅色圈起的地點確實設有戰俘營（金瓜石、大直、木柵），最左邊的綠色框所指位置則是錯誤的情報。
我曾在網路上看到有人指稱美軍曾經空襲金瓜石戰俘營，雖然我知道美軍不會這麼魯莽，也沒看過美軍的作戰報告記載過，但都不算是一槍斃命的鐵證。
沒想到真正的有力證據竟隱身在戰犯審判的文件裡：從金瓜石第一分所開設到關閉為止，都被拘留於此的英軍J. T. N. Cross少校（戰後的軍階），在作證時明確講出，金瓜石戰俘營從未遭到空襲（見下圖）。所以我們終於可以敲下審判槌，宣布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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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關於戰俘待遇的日內瓦公約第9條規定，無論何時均不得將戰俘送往暴露在戰火之下的地點。二戰結束後，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法庭受審時，提到臺北鐵道工場僅在1944年10月間曾遭到美軍空襲，在鐵道工場工作的戰俘並未真正受到空襲的威脅，作為其脫罪之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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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襲被害綜合情報》，十月十日及十月十二日乃至十四日。來源：JACAR |
上圖的文件顯示，臺北鐵道工場確實在臺灣沖航空戰期間遭美國海軍艦載機攻擊受損。經國家鐵道博物館籌備處曾令毅博士的提點，我在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空襲狀況集計》裡，又找到臺北鐵道工場在1945年1月3日被美軍艦載機空襲的記錄（如下圖）。但除此之外，就沒有在史料中找到其他遭到空襲的日期。據曾博士所言，臺北鐵道工場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因空襲所致的損害並不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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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空襲狀況集計》，昭和二十年一月。來源：JACAR |
臺北鐵道工場之所以未遭到猛烈轟炸，是否確實如這位受審的收容所長所言，是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把戰俘在臺北鐵道工場工作一事通知同盟國，目前尚未找到史料可以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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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航照影像(1945/6/17攝)。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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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航照影像(1945/4/1攝)。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在1945年3月13日的空照中（見下圖），圓山分院基本上是完好的狀態。也就是說，圓山分院第一次遭受重大損失的空襲發生在3月的下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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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航照影像(1945/3/13攝)。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究竟是哪一天的空襲呢？圓山分院因為是軍方的設施，空襲受損的日期與狀況不會列入臺灣總督府編纂的《臺灣空襲狀況集計》，臺北陸軍病院在戰後製作的《大東亜戦争衛生誌編纂資料》也找不到空襲的日期。
美軍在1945年3月下半對臺北市發動的空襲中，有兩次的規模較大，分別是在16日及30日。《臺灣空襲狀況集計》顯示30日的轟炸對臺北市造成的損害主要在松山、興雅一帶，但沒有太多細節；至於16日的空襲，則列出三座受損的生產工場（下圖的紅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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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空襲狀況集計》。來源: JACAR |
其中大成鐵工場（下圖右下的紅框）位於宮前町，離圓山分院（下圖左上以藍框標示的位置，地圖繪製時尚未興建）並不遠，因此極有可能是3月16日的轟炸造成該院重大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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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博覽會紀念臺北市街圖。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至於本文一開始在1945年6月17日空照中看到幾乎全毀的狀態，是否就如直覺認為是5月31日的大空襲造成，我後來想想也不太可能。一方面是圓山分院距離臺北大空襲主要目標的城內太遠，二來是院區地面上看不到1000磅炸彈造成的大彈坑，而城內卻舉目可見。但到底最有可能是哪一天的空襲導致？因為美軍從4月中旬開始，經常在夜間以零星的轟炸機對臺北市發動騷擾式空襲，所以在哪一天發生的就很難說了。
經由網友「阿里巴巴」的介紹，我買了《永遠的台灣島：一九四五年，舊制台北高校生眼中敗戰的台北》來看。以往看過關於終戰前後台灣的記述，多半是根據日後的回憶寫成，特定事件發生的日期有時與史實不符，不然就是模糊帶過。《永遠的台灣島》卻讓我十分驚奇，因為有些書中描繪的事件除了有正確的日期，內容也跟我看過的史料一樣清晰（我相信某些我看過的史料是作者不可能接觸到的）。讓我不禁懷疑這本書並不只是「回憶點點滴滴」，部分內容極有可能來自作者當時寫下的日記。
作者在進入1945年4月後的篇章裡，寫下「每天晚上，每隔一小時，會有一架美國的B-24轟炸機飛到台北上空」的記述。大部分人回憶美軍對台北市的轟炸，都聚焦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其實美軍從4月中開始，經常在夜間出動零星的B-24到台北市進行騷擾式轟炸。作者「每天晚上」的說法並不是那麼精確，卻可以說明那種到了夜裡也要繃緊神經的心理壓力。
作者曾在前往台北市區出公差的途中，看到卡車上載著紅毛兵俘虜，前往圓山後面的收容所，這些俘虜顯然就是日軍派往台北鐵道工場做工的台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戰俘。有很長一段時間，日軍每天早上派車從大直把這些戰俘載到鐵道工場，傍晚再用車載回大直。這是我第一次在日人的戰時回憶中看到相關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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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審判中，有關派車載戰俘到台北鐵道工場的供述 |
日皇在8月15日透過玉音放送宣告接受波茨坦宣言後，作者稱第十方面軍在第二天仍指示要堅決抗戰。到了8月18日，作者又到台北市出公差，途中聽到紅毛人俘虜高聲合唱英文歌曲。根據俘虜收容所長在戰犯審判的供述，日軍是在這一天才讓戰俘擁有自主管理權。
當作者在戰後首次看到進駐台灣的中華民國軍隊時，他的感覺是「靜靜的、慢慢湧現的訝異」。他描述這些中國軍人「身上的外衣像棉襖似地鬆鬆垮垮。還有士兵把兩隻軍靴吊掛在腰上。隊伍當中，也有一批人手上拿的是鍋而不是槍。…士兵裡頭，還有人是背後插著一把傘的，真教人詫異。」跟我看過其他地方寫的「乞丐兵」印象相去不遠。不過作者也提到這些士兵表情柔和，像大佛一樣。
我還沒看完此書，但如同蔡錦堂教授在導讀中所說，本書涉及的哲學與文學部分，也是相當精采，在此推薦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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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１次比島航空作戦（案）》 (JA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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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戦要務令附録其ノ一 軍隊符号》 (JACAR) |
*根據軍隊符號使用要則的說明，冠上「獨立」名稱的部隊，其略稱的後面要加上 s。
**飛行場中隊和大隊並沒有配備飛機，不知道為何會出現司偵和戰鬥機的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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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航照影像(1945/6/17攝) 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在上圖右側的臺灣俘虜收容所大直第六分所與左側人工湖之間，可以看到井然有序的建築群。然而找遍日本時代的老地圖，都看不到這些建築物的正式名稱，僅有美軍在1945繪製的臺北市地圖上註記為學校或兵營（見下圖），但這只是美軍根據航照所作的判讀結果，非正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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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軍繪製台灣城市地圖 來源: 臺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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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傭人工員服務ニ關スル件 來源: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會看這個部落格的網友，也許已經知道印度獨立運動先驅鮑斯（Nataji Subhas Chandra Bose）的人生最後旅程，是在臺北結束的。他搭乘的日軍飛機，在1945年8月18日從臺北的松山飛行場起飛後墜毀，鮑斯於當天深夜宣告不治。
鮑斯在飛機失事後被救出，送往臺北陸軍病院南門分室，由軍醫中尉吉見胤義負責急救。吉見畢業於臺北帝國大學醫學專門部，曾於赤十字病院行醫，後來被徵召至臺北陸軍病院。當臺灣俘虜收容所成立時，吉見被派到本所擔任軍醫。之後又回到臺北陸軍病院，戰爭結束時，他是南門分室的分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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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13年4月5日的臺灣總督府府報刊登了吉見胤義從臺北帝國大學卒業的訊息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吉見胤義之後在宮崎縣都城市開設吉見病院行醫，卒年不詳，但2007年還曾發表文章，描述他在臺灣俘虜收容所及後來變成戰犯的經過。其子吉見多喜雄繼承父志，在都城市設立醫療法人吉誠會，除了原有的吉見病院，另外開設吉見診所，為當地提供醫療照護服務。
過去研究美軍空襲時，經常在網路上看到「X地因為有Y設施，所以遭到美軍空襲」的說法。與美軍作戰報告交叉比對後，有些論述確實經得起考驗，有些顯然就是看圖說故事、倒果為因。某地遭美軍轟炸，固然多半是因為美軍鎖定了當地的特定目標，但也有可能是投彈後彈著點偏移、誤判目標（美軍以為有某設施，但其實沒有）、誤認目標（美軍以為空襲的是甲地，但其實是乙地）、天候不良而盲目轟炸、飛行過程隨機轟炸等因素造成。
開始關注二戰期間的臺灣戰俘營後，也看過「美軍刻意避開花蓮港的戰俘營，所以此處未曾遭受空襲」的講法。美軍空襲臺灣，始於1943年11月的新竹空襲，而大規模的空襲則是過了將近一年後，從1944年10月的臺灣沖航空戰才真正展開。
在美軍開始轟炸臺灣之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曾於1943年5月下旬派代表來臺訪視戰俘營（見《紅太陽下的紅十字》一文）。日軍為了國際觀感，早在一個月前就把花蓮港第四分所的戰俘送往新開設的玉里第五分所，以便讓紅十字會代表留下好印象，但日軍也安排這位代表參觀了人去樓空的花蓮港第四分所。
紅十字會代表離臺後，日軍把玉里分所的大部分戰俘又送回花蓮港分所，然而不到一個月，第四分所就從花蓮港遷移到臺南的白河。同年9月，瑞士（代表美國及英國）與瑞典（代表荷蘭）的駐日外交官來臺訪視戰俘，日軍依然不讓這兩名代表到金瓜石實地勘察第一分所，只讓他們探視其他五座分所。瑞典代表事後寫了一份詳盡的報告，從報告內容就可推論花蓮港已無戰俘營。相信美國也經由外交管道取得了這份報告。
1944年6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再度派代表來臺視察戰俘營，從他的訪視報告中，也可看到當時在花蓮港並沒有戰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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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代表視察報告的第一頁局部（來源：JACAR） |
美軍在1944年10月的行動中，就空襲了花蓮港一帶的目標，距離花蓮港第四分所原址不到一公里的專賣局花蓮港支局也遭到轟炸（注意現在的花蓮酒廠是戰後才遷移的，不是當時花蓮港支局的位置）。當時的美軍作戰報告中，從未提到要避開花蓮港的戰俘營。
次年2月，美軍出了一份情報分析資料，在花蓮港地區的部分，提到當地無已知的戰俘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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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r Information Summary Formosa, Feb 15, 1945 |
美軍從空照研判花蓮港戰俘營的原址是一座兵營，而兵營在美軍空襲臺灣的行動中，向來不是排在前面的目標。所以這裡可以躲過二戰的摧殘，主要原因仍是它本身的價值不高，另外再加上運氣好，才沒有被空襲附近目標的美機誤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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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和16年8月臺灣總督府報 (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
昭和16年（1941年）7月，臺灣總督府任命石井稔為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於理農學部任教。石井稔原籍大阪，臺北第一中學校、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及大學院畢業。石井在升任助教授前，已經發表過多篇論文，他的學術成就還被收錄在昭和17年的《臺灣經濟年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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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経済年報 昭和十七年版 (日本国立国会図書館) |
隨著日本戰敗，石井稔跟其他臺灣俘虜收容所裡的日軍人員因戰犯罪名遭到拘捕，送往香港受審。由英軍組成的軍事法庭指控石井稔在擔任大直第六分所長的期間虐待戰俘，不過事實上石井稔從未當過第六分所的分所長（順便一提，他在大直任職的期間，大直的戰俘營也不叫第六分所）。雖然如此，法庭仍認為他在大直是有實權的高階軍官，必須負起責任，而將他判刑。
石井稔在臺北帝國大學擔任教授時配有宿舍，而這間位於台北市中正區同安街28巷1號的日式宿舍竟然奇蹟似的留存下來，現在是日式餐廳「野草居食屋」的營業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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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草居食屋的外觀 (Google) |
